王选抵鲁取证“鲁西细菌战”

　　霍乱“抽筋”致死127人

　　1943年8月至10月，日军在鲁西霍乱作战中，将连日降雨因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堤防决溃，致使以馆陶为中心的方圆875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霍乱菌传播，造成20余万平民丧生。

　　冠县是日军“鲁西细菌战”陆地撒播霍乱菌的县份之一。1943年，日军攻占冠县后，开始向冠县撒播大量细菌，致使有个原本有300多人的村庄死亡127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油坊村，有6户人家因全家感染细菌死亡而断后。当时，残忍的细菌战使油坊、前后杏园、丁寨、茂庄等几个村落成为了远近有名的“无人区”。

　　提起当年细菌蔓延的日子，6位古稀老人声音哽咽，言语中充满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还有两个姑姑都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现年73岁的张怀申老人是他家惟一的幸存者。他说，在那个时候，村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是细菌感染，全都以为是瘟疫导致“抽筋”。1938年的春天，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张怀申就先后失去了父母，年仅7岁的他成了流浪乞讨的孤儿。“头顶上有飞机飞过去，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全身痉挛而死。”据老人讲，家人在刚刚感染细菌时，表现出发烧、上吐下泻的症状，可是坚持不了几天就会虚脱死去。

　　为了配合细菌战，日军在冠县实行了“三光政策”。现年74岁的侯喜云老人回忆说，有一天，他的家中突然闯进来十几个日本兵，把他们一家人赶到了村子东北角的田地边，这时他才发现全村的人都被集中在这个地方。一名日本兵把标枪插到火中烧，企图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凡是说“不知道”的，日军就拿烧得通红的标枪向他身上刺去。“一天时间里，日军刺死了13人，我的父亲被日本鬼子连刺三枪而死。”讲到这里，侯喜云失声痛哭，“我的奶奶感染瘟疫死了，她和我的父亲死了都没有人埋，家里人只好把门卸下来，把尸体抬走。”

　　“我亲眼目睹日军飞机散播细菌”

　　据了解，当年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时，散播霍乱菌使用了两种手段，一是用航空兵、步骑兵将细菌散播在鲁西地区，然后派部队进入疫区进行“大扫荡”；二是将细菌散播在正逢汛期的卫河中，然后将卫河西堤决开，水淹革命根据地，同时传播病菌。现年78岁的张德顺老人亲眼目睹了日军用飞机散播病菌的过程。

　　1938年的一天中午，4名带着防毒面具的日军闯进张德顺的家里，年幼的张德顺吓得冲出家门向东逃去。在逃跑途中，张德顺听到有飞机在半空中隆隆作响，抬头一看，两架日本飞机正从东北方向飞来。“飞机距离地面大概五六米的高度。”张德顺说，他突然看见从飞机上掉下大量黄色的谷状物，“此后那几天，村里又有不少人相继‘抽筋’死去，那应该就是细菌。”

　　残酷的细菌战加上日军的“大扫荡”，使油坊村的众多家庭妻离子散。张德顺唱起当时广为流传的一曲民谣，生动刻画了村民的苦难和日军的暴行：“日本人进村庄/农民遭了殃/烧杀奸淫又抢粮/牵驴牵牛又牵羊/鸡鸭不留一扫光……”

　　受尽细菌折磨依然优待战俘

　　在油坊村死亡的127人中，时年78岁的张腾桥老人一家就占了5口——张腾桥的大伯、叔叔、舅父和两个舅母都因感染霍乱病菌而殒命。“1940年，我参加了八路军，我家房屋被日军拆光了。为了生存，我父亲卖光了田地。”张腾桥说，他参军后在后方卫生所当卫生员，活动在冠县一带，那时的部队给养不足，吃不上粮。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腾桥还是对两名日军战俘认真照顾。

　　据张腾桥讲，1944年春，冀鲁豫第七军分区在攻打莘县时俘虏了两名日本兵，组织上安排由张腾桥看管照顾。面对这两名俘虏，对军国主义憎恨至极的张腾桥还是给予了优待。“我们让他们睡炕上，我们打地铺；给他们吃馒头、吃鸡蛋，我们吃野菜。”张腾桥的悉心照顾使这两名俘虏深受感动。半个月后，二人被送到延安。

　　细菌战诉讼团誓言永不放弃

　　在这次调查取证过程中，王选和一濑敬一郎用自己的笔和照相机记录下了老人们对那些灾难日子的回忆。“真相能被一时湮灭，但不会永远湮灭１王选说，山东省是细菌战受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日军地方法院虽然承认这一侵华事实，但是日本政府对鲁西细菌战只字未提。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调查清楚细菌战的分布地区和村民的受难情况，现在目的实现了。接下来我会继续坚持，彻底追究日本政府推卸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动细菌战罪行的责任。”

　　一濑敬一郎是日本的知名律师，他说，“在日本，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反而帮助中国人来起诉日本政府。我的回答很坚定：日本政府做坏事，就应该由日本人自己站出来反对和制止。”

　　王选和一濑敬一郎的行为得到了省内各界人士的支持，我省民间率先成立了法律援助事务团。律师团的骨干成员、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傅强说，在王选调查取证的工作完成以后，律师团会将记录材料归类分析，集中整理亲历者最有力的证据，为在日诉讼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