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黑龙江人的深圳离休干部刘宗秀：要办“文革”博物馆

　　刘宗秀，离休的深圳市委宣传部正局级调研员，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近日，《南方都市报》对刘宗秀要以个人名义在深圳创办刘宗秀“文革”博物馆进行报道后，这位曾在黑龙江工作、生活了近40年的老干部成了深圳的名人。9月5日，当刘宗秀为充实博物馆文物回到家乡哈尔滨时，记者采访了这位73岁的老人。刘宗秀说：“尽管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我绝不会以个人恩怨简单地展示‘文革’史料，也绝不会以个人好恶解读‘文革’史料……”

　　“文革”收藏始于黑龙江

　　“我收藏‘文革’史料起步于黑龙江。黑龙江拥有相当丰厚的‘文革’史料，而且我每年不断增量的藏品，许多来自哈尔滨的旧物市场。所以，这次我回到哈尔滨，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道外二十道街的旧物市场。”5日，在哈市建设街一处普通的住宅，精神矍铄的刘宗秀这样对记者说。

　　据刘宗秀介绍，1932年他出生于吉林，1947年到黑龙江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考入辽宁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重返黑龙江工作。历任黑龙江省学联秘书长，团省委大学部长、宣传部长、常委等职；“文革”中被打为“三反分子”。1979年，复出后任黑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1986年，离开哈尔滨南下深圳，任教育部深圳教育集团总经理。1993年，以深圳市委宣传部正局级调研员身份离休。

　　在他哈尔滨的“根据地”，记者发现满满一屋子的史料，大多和毛泽东有关。“这只是一少部分，深圳那边比较多，过一段时间，我将用火车把这些史料发过去。”刘宗秀说：“这就是我收藏‘文革’史料的特色———都是和毛泽东有关。”

　　刘宗秀把自己的收藏分成三个阶段：崇拜性收藏，经历23年；疑惑性收藏，走了10年；一直到现在的研究性收藏。

　　刘宗秀早年的收藏始于对毛泽东的崇拜。1948年，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就开始收集各个解放区编选的毛选；1971年以后，刘宗秀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当时国内还发生了许多令他震惊的事件，这时候，他的内心对有些问题产生了疑惑；1981年以后，刘宗秀有机会到很多国家，他发现“文革”学在国外比较受重视，国外的许多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角度剖析“文革”，从此，他对“文革”史料的收藏更具有了系统性和研究性。

　　到旧物市场“寻宝”

　　刘宗秀说，现在他手中的藏品，如果按重量算，仅在深圳的藏品，15年前整体搬动过一次，用三吨半的卡车，足足拉了两车。如果按内容划分，则有80多个专题系列———“文革”时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时的布告、“文革”时的酷刑、“文革”时的日记……

　　“我这些藏品的来源很多，有亲属、朋友赠送的，也有自己积累的，但绝大多数都是从旧物市场买来的。”刘宗秀拿起摆放在桌上的几件物品向记者讲述道：“这是‘文革’时期的报纸，是我在道外旧物市场花1元到2元一张买来的；印有‘文革’时期宣传口号的搪瓷缸是花10元到20元一个买的；搪瓷盆比较便宜，才4元到5元一个。”

　　这些年，刘宗秀花在买各种“文革”资料、物品上的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了。

　　刘宗秀至今仍然感念道外的旧物市场，因为他从中获得了不少珍品：“现在每年的藏品增长量，哈尔滨仍是最大的增长源之一。从我离开哈尔滨之后，每年我都回哈尔滨一次，到道外的旧物市场去‘寻宝’。”

　　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些年刘宗秀经常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出差。每有这样的机会，无论怎么忙，旧物市场是他必去的地方。“因为时间匆忙，有时来不及在一堆旧书中查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得全买下来，回去再慢慢翻。”刘宗秀说。

　　“如果买回去发现一件也没有用呢？”记者问。“在我身上还没发生过这种情况。这需要知识的积累和丰富的经验，还要有正确的判断力。我从书的包装、残破程度以及它的状况，就能知道它的价值如何。说白了，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江青批示的原件，这绝对是珍品吧，那就是我逛旧物市场买一堆书带来的收获！”刘宗秀向记者讲述这件事时仍掩饰不住得意和骄傲。

　　那一次刘宗秀到北京出差，期间他到了旧物市场，因为时间比较紧，转了几圈后，发现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回到看过的一个摊床，那里摆着一堆书，经过讨价还价，他花300元从摊主手里全买了下来。回到家后，他开始仔细翻阅，令他兴奋不已的是，在一本书中夹着一张江青批示的原件。上面还有吴德、张春桥的批示。

　　几十年来，通过这种方式，刘宗秀挖掘出不少“珍品”。

　　史料窥见江青的飞扬跋扈

　　在刘宗秀的收藏中，他把“江青实录”作为收藏的重点之一。他拥有江青在“文革”中的种种指示及相关档案百余件。

　　“江青在10年‘文革’中的表现已经世人皆知，不管什么事，她总是冲在最前面，在‘文革’的这篇大文章中，应该说江青占了很重要的笔墨。所以我把她视为收藏的另一个重点，而且通过研究这些史料，可以窥见当时江青的飞扬跋扈。”刘宗秀说。

　　刘宗秀最新的收藏成果是15件“江青对样板剧团的批示”，这是他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一个旧物市场淘得的“金子”。

　　据刘宗秀介绍，在一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乐团负责人康新斌、李德伦、唐厚楷三人联名信———《致总理、江青、春桥、文元同志报告》”中，他发现透过批示的圈阅方式，足可见江青的威风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对她的恭敬，江青的圈阅方式是在自己的名字下面随意画出一个大圆圈，而张春桥、姚文元则都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面打一个很小的“√”。

　　在这份报告中，他没有发现“总理”名下有任何圈阅，也许就根本没送周恩来总理？反正这份报告竟然在没有第一圈阅者同意的情况下就下发了，可见当时江青权势的一斑和她的飞扬跋扈。

　　“文革”博物馆将亮相深圳

　　谈起要创办“文革”博物馆的初衷，刘宗秀说：“‘文革’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发生和结束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和突出。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文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只是简单地盖棺定论，但却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剖析。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4页中，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革’的教训。而在第三卷中，仅直接论及‘文革’之处，就有50多处。我深深感到，对‘文革’的反思一直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宗秀认为，就他个人收藏的“文革”史料的综合性来说，目前在全国没几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其他人也有收集的，但只是单方面。“我只能说我的收集起步早，更具规模化，数量多，不能说最全。假如有一天某个人拿来一样东西来找我说，刘宗秀，这件东西你没有，这我绝对相信。”

　　在收集的过程中，让刘宗秀感到遗憾的是，许多关于“文革”的东西都被扔掉了。“这绝对是个损失。倘若若干年以后，我们想要知道‘文革’的历史，却还要专门组织人员考察，那将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我刘宗秀要用自己规模化的收藏给后人留下‘文革’史料。我要以个人的名义为整个民族做一件大事。以我个人的名义创办‘文革’博物馆，不给子孙留下遗憾。”

　　刘宗秀说：“目前，这个博物馆在深圳三家著名的企业和广东省一些老干部资助下正在筹备和设计阶段，争取在明年‘文革’40周年能向市民正式开放。”（生活报）

　　作者：夏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