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活动以后……

　　上海光复路21号———四行仓库，这座显得极为老旧的建筑并未被湮没在现代都市的繁景之中。作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的场地之一，这里与其它众多纪念场馆一样，吸引了众多前来的参观者。人们怀着对先辈无比崇敬的心情，“探望”这座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历史的保护建筑，追忆1937年8月13日淞沪保卫战打响后，八百壮士奉命死守四行仓库，与日寇激战四天四夜，誓死保国的英雄气节。然而，现场展览负责人对年轻参观者甚少的现状道出了心中的担忧：“那时候参加甲午战争60周年纪念活动的人很多，但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后来到70周年、80周年纪念的时候，活动就搞不起来了。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不铭记历史，那么等到10年后、20年后，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能不能很好地搞下去呢？”这一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

　　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了，而我们对纪念活动的宗旨是否也可束之高阁？从道理上讲，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现实却不容乐观。不久前，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年轻人进行“二战认知现状”调查的数据显示，二战对于年轻一代已越来越“远”；对于一些二战的关键词，知道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但是，调查又表明，74.6%的年轻人希望加强关于二战历史的教育，九成被访者认为类似今年的纪念活动今后还应继续。这样的期望让我们反思，在隆重的纪念活动以后，伴随着各种纪念热潮渐去，该如何推进人们追怀历史的脚步，延续人们重温历史的热情？

　　重要的在于教育。今天我们对后代的抗战历史教育还有不少欠缺。历史教育基本上是在学校里开展，由于方式的单调沉闷，在孩子们眼里，它只是教学大纲上的一个章节，往往只停留在为应付考试的简单背诵上。而在一些国家，类似的历史教育形式多样。比如，让学生选择一位在战争期间被害犹太人的名字，然后用课外时间调查他的历史和被法西斯杀害的经过，最后全班交流各自的报告，老师根据完成情况打分。在日前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中，一位到过俄罗斯的中国抗日老战士感慨地说，在莫斯科广场上他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当有佩戴英雄勋章的老人出现时，一些家长会拿出一些钱，让自己的孩子去买一束鲜花献给这位英雄。这种从小就接受“崇敬民族英雄”教育的一代人，才是“牢记历史”的基石！这样的教育不但切实有效，而且震撼心灵。

　　诚然，教育又是具体的。什么是“卢沟桥事变”？什么是“八一三”抗战？什么是“三光政策”？什么是“东亚病夫”？什么是“鸡毛信”？什么是“跑敌情”？什么是“敌后武工队”？什么时候日本军队向中国递交了“投降书”？你知道冲锋在前、勇赴国难的左权、彭雪枫、杨靖宇、吉鸿昌；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赵尚志、赵一曼、吴恒通、金方昌；群众至上、舍身为民的张思德、李林、赵傅、陈宗尧；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马本斋、张浩、周建屏、白求恩……还有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十勇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和东北抗联八女投江等英雄群体吗？所有的中国年轻人，都应该知道，清楚地知道，永远地知道这一切。我们对这段历史也就能了解越具体，感悟得更深刻。

　　教育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在纪念活动中，我们的方方面面都行动起来了，形成了很大的舆论声势。这完全是应该的。现在纪念活动结束了，对历史的常规性、日常性教育和宣传如何开展，更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们的纪念场馆还开放否？如何开放？我们的媒体还如何继续宣传那段历史？我们的学校、家庭等怎样使“历史教育”普及化、有效化？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规划、去落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正如我国西汉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贾谊所言：“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纪念活动结束了，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教育不该、也不会结束。

　　陈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