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八大家--晋商在宁的百年沉浮

　　“寻访银川山西老字号”之三

　　山西省商人简称晋商。他们曾在清朝乾隆（1736－1795年）初年至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200年里，称霸宁夏商业市场，但在抗日战争的8年里（1937－1945年），他们却犹如根深叶茂的参天巨树倾刻间被连根拔起，迅速结束了其在宁夏的200年霸主地位。

　　“八大家”的兴起

　　乾隆初年，清朝政府调山西、陕西两地几万汉族绿营官兵来宁夏戍边，驻守长城及贺兰山各山口，以防止山外的游牧民族入侵河套产粮区。后来，这些绿营退役的官兵多数回乡谋生，少数人则在宁夏落了户，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成为往返于山西家乡和宁夏之间的行商，只有少数人在宁夏务农或开办小当铺和小杂货铺。

　　行商每年来宁的落脚点是银川。在乾咸期间的百余年里，山西行商尽管还是从事简单的用山西土布换取宁夏粮食的贸易活动，但它打破了宁夏千年以来封闭式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的平静，对促进宁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朝同治（1862年年）初年，宁夏回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清政府的欺压，先后在马兆元和马化龙的领导下揭竿而起。时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十几万重兵入宁进行镇压。

　　同治末年，战后的宁夏疮痍满目，村村焦土，经济凋敝，正是百废待举之时。素与宁夏有商贸往来的大小晋商们，纷纷携带着白银、股金，用骆驼驮着土布、棉线、铁勺铲等日用品蜂拥入宁，坐地经商，成为宁夏商业市场的霸主。但是，他们不同于昔日山西退役官兵出身的行商，而是山西早期资本主义商业大本营（如平遥、交城等县城）坐商老字号派出的少掌柜和店员们。他们把先进的经商理念带入宁夏，给宁夏的商品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的姣姣者，便是清朝末年，即约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间，闻名遐迩的银川城内的“宁夏八大家”：“敬义泰”、“天成西”、“隆泰裕”、“合盛恒”、“广发隆货栈”、“福新货栈”、“永盛福货栈”、“百川汇”。

　　以“宁夏八大家”为代表的晋商，备受宁夏百姓欢迎。他们不仅给宁夏带来了从未见闻过的京津等地近代机器工业生产的精美

　　他们严禁店员、学徒夜不归号，严禁他们在店外吃喝嫖赌抽大烟，制定不与当地官衙交往等种种店规，与腐朽的宁夏封建官衙害民的恶习形成鲜明对比，赢得了宁夏百姓的好感。

　　他们赏罚分明的店员年薪和升降规则，如允许能干的店员可升任有“身股”的小股东或小掌柜，从而能够充分调动店员学徒们的积极性，无疑比宁夏当地几百年传统的手工业作坊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奴役性师徒关系要先进得多，也是对这种旧生产关系的一个极大的冲击。

　　他们走乡串户，收购边远农村百姓家的羊毛、枸杞、发菜、大烟等零星的土特产品，不仅增加了广大百姓的收入，还极大地促进了宁夏百姓除种粮外的多种经济发展。

　　鼎盛于民国前期

　　民国前期，即民国元年（1912年）至抗战前的1936年，以“宁夏八大家”为代表的晋商商业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以银川为例，据中国殖边出版社于1934年8月出版的陈泽桂著《宁夏的经济概要》中记载，“就省垣而言，大小商店共祗三百数十家，其中晋商居十分之六，秦商占十分之二”。晋商经营商品的范围，据“合盛恒”最后一任掌柜苗子安在1982年对笔者说，“八大家”的货物是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

　　除银川外，宁夏当时10个县的进出品货物数量和价值，约为银川总数的一倍多。据1982年时已77岁的苗子安、79岁的原“天成西”掌柜安仲甫、69岁的原“百川汇”掌柜雷本夏对笔者说，当时宁夏进出口的货物（包括大烟），每年至少在千万银元以上，是“宁夏八大家”经商的黄金时期，仅“合盛恒”一家年营业额都在30多万银元以上。

　　此时期的晋商之所以生意红火，除自身原因以外，至少还有两件可喜的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是1923年，英德在石嘴山码头创建的洋行被迫关闭，使“八大家”减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二是1943年京包铁路通车，加快了宁夏－包头－京津之间的贸易往来。

　　这一时期，晋商对宁夏经济的三点促进作用功不可没：一是正是经他们之手，民国初年，宁夏中宁县的枸杞从天津港大批量地向港澳和东南亚各国出口，从此，中宁枸杞名扬海外，创出了品牌。二是从1926年起，由“八大家”从天津购进的兰铃版和菲力浦版自行车，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日本侵略者对宁夏施行经济封锁，使宁夏百姓的日用品如火柴、纸张、小五金等极其缺乏，晋商和宁夏本地商人纷纷用抗战前购进的自行车往来于银川、西安、兰州之间，成为运货的普遍交通工具。据统计，银川市抗战时期的手工业作坊数量，居第一位的全是山西人办的修自行车铺，达43家，第二、三位才是29家磨坊和油坊，但在抗战前，银川的磨坊和油坊是居首位的，自行车铺排在第30位以后了。三是宁夏吴忠堡、灵武县等地的回族人民受晋商经营之道的影响，也由行商转变成为坐商，创办了“天成和”、“义顺生”、“振兴永”等，其中“义顺生”小杂货铺，是早期回族商业资本家何义江与晋商王金堂合资3000银元，于民国三年在灵武县崇兴镇创办的。

　　晋商走向没落

　　抗战时期，以“八大家”为代表的晋商纷纷倒闭，结束了在宁夏称霸200年的历史。“八大家”中，有的被迫缩小资本、改变老字号，例如“敬义泰”改称“大同庆”、“天成西”改称“乾元吉”、“百川汇”改称“德丰隆”、“广发隆货栈”改称“兴华货栈”（1948年破产），有的靠减店员、减年薪和福利苟延残喘，例如“福新货栈”、“合盛恒”、“隆泰裕”，而最凄惨的是“永盛福货栈”，破产后，老板娘沦为乞丐。

　　晋商没落的原因

　　以马鸿逵家族为首的宁夏官僚资本垄断了宁夏的工商业。例如，1937年马鸿逵就发布战时训令，由他控制省银行，统购宁夏的羊毛、驼毛、枸杞、甘草等土特产，违者“以资敌办”，此令切断了晋商收购和销售宁夏土特产的渠道。

　　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例如，1940年8月，宁夏黄米每斗为法币4元6角，而半年后涨到111元。当时，今天买尺布的钱，明天寸布都买不来，商家受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马鸿逵连年二丁抽一的征兵，迫使商家关门。马统治宁夏17年间，几乎年年征兵，据苗子安老人说，“合盛恒”商号17年共征兵40名，安仲甫老人说，“天成西”商号17年间共征兵150名，商号不能让店员去当兵，只好按400银川元一个雇人去当兵。马鸿逵还规定，当兵的如查逃走，逃一罚二，雇兵费加上逃兵费，上述两家商号就需七八万银元。

　　“八大家”内部某些机制也限制了发展。最致命的是他们的行帮旧习，规定不能招收宁夏本地人入店；同时，他们每年从宁夏赚取的百万银元利润，不是投资于宁夏，而是在山西老家买地盖房，这使得晋商不能扎根于宁夏，也不能融入宁夏经济，一遇大风浪便夭折。（张继云）

　　“《寻访银川山西老字号》系列”札记

　　原打算就“山西老字号”推出一组有人物、有故事、有史料、有图片的生动的系列报道，不期却为自己设置了一道难题：由于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山西老字号中，除“敬义泰”、“天成西”、“百川汇”三家商号“奄奄一息”地支撑到解放以外，其余五家（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倒闭，事过境迁，如今知情的老字号的故人绝大多数已经过世，即使有健在的，也已年逾百岁，但茫茫人海，找到他们谈何容易。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刘继云、徐世雄（已故）等我区文史工作者就做过为“山西老字号”留史的工作。他们寻访了“八大家”之一的“合盛恒”掌柜苗子安、“天成西”掌柜安仲甫、“百川汇”股东雷本夏及原工商界其他几位老人，根据他们的回忆整理出了十余万字的记录，成为后人研究晋商历史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正如笔者在“‘寻访银川山西老字号’系列”开篇所写的一样，“如今追寻它们的历史，除去关照其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更让我们着迷的，是由此引出的一幅幅生动的过往生活的画卷”，既是画卷，就应有写意的勾勒，还有工笔的描画，笔者的寻访就是想为读者再现那些在老字号里演绎的生动的故事和细节。一番苦心寻访之后，笔者深深感到了一己之力的绵薄———对于宁夏晋商历史的发掘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可能把它做得完整、细致。笔者期待着更多的有心人出现。（闻海霞）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