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作者 葛剑雄) 我年轻时曾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但当时只知道整天感到饥饿，连粗粮都不够吃，连蔬菜也吃不到。偶尔在火车站附近见到一些骨瘦如柴的乞丐，其中有的还动手抢过往行人手里的食品，学校领导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指出那些人都是不老实接受改造的地主。以后听到乡人有人饿死的传闻，也认为是阶级敌人的谣言——新社会还会饿死人吗？当时的形势教育也承认国家到了困难时期，造成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苏联要求我国提前归还贷款)。事后知道刘少奇曾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但这是在“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时才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
1983年，我直到《中国人口》丛书《总论》卷撰写，才从国家统计局的领导那里得知，在1960-1962年这三年间我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在此前，当我国与人口普查同时进行的抽样生育率回顾数据发表后，国外学者就各显神通，也对这三年间的死亡人口进行了分析和估计，数字还更高一些。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作家也发表了不少报告文学，禁区已经打破，但由于相关资料和数据从未正式公布，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依然扑朔迷离，既影响了学术研究，也不利于亲历者和后人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段历史。
现在，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作出决定，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自8月起，对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正如保密局发言人所指出的，解密有利于做好救灾工作，有利于做好保密工作，有利于推进政府部门政务公开，有利于充分保障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我认为，还有利于民众区分哪些是天灾，哪些是人祸，以便及时有效防止天灾，制止人祸，减少灾情。
天灾是民众都感受得到的，特别是在灾区。现代科学技术还能将受灾的范围、灾情的大小、演变过程都记录下来。但人祸就不一定，如果属于人为破坏或普通人的行为所致，一般会及时公开。但如果事涉党政官员、各级政府，或属相关部门判断失误、处置不当，甚至是玩忽职守，往往会讳莫如深，媒体守口如瓶，发言人避而不谈，甚至用“国家机密”为由加以掩盖。由于公众对死亡人数一无所知，这样的人祸自然无法了解，更不用说依法追究。有时还只能将“丧事当喜事办”——掀起学习英雄烈士的高潮。
如果因灾死亡的人数及时公布，公众就能判断，在那样的灾情下这些死亡数是否正常？或者就可得出结论，政府和有关领导是否用了心，尽了力？防灾救灾的措施是否及时，是否得当？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由此我想到，如果出现天灾伴生的人祸，或因人祸引发的天灾，负有责任的官员是否愿意公布死亡人数呢？他们是否会以“国家机密”为借口，不执行民政部与国家保密局的规定呢？看来，还需要有具体的法规和上级政府切实的检查督促，也需要公众的监督和参与，才能保证这一规定的落实。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