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5日00:00 温州都市报

2005年9月11日刊大同学再聚首

　　9月11日，市区景山宾馆。秋风秋雨中，七十余名特殊的大学生，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学会。他们从各地赶来，台风“卡努”丝毫挡不住他们怀旧的脚步。

　　24年前，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他们走进了全国第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刊授大学，在极其艰难的学习环境中找到了自学之道和成材之路。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没有毕业，但求知上进的热情与愿望却始终陪伴着他们成长。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成长为时代的佼佼者，涌现出了一大批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等。

　　如今，高校云集，上大学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想当年，却有这样一群靠刊物自学、在家里考试的温州青年，纯真地编织着心中的大学梦———

　　一年只需2元学费

　　“这是一部20世纪80年代由我们主演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纪录片。”在这场特殊的同学会上，主持人的开场白居然如此“大言不惭”。

　　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历史纪录片呢？

　　1981年，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还是一片空白。《山西青年》杂志就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所以自学为主、以刊物为教学形式的刊授大学，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全国有51万人成为刊大的首届学员。温州先后共有200多人参加了刊大学习。“没有围墙的大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响全国。

　　“学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没有年龄限制，无需入学考试等手续。学习内容刊登在每期杂志上，试卷通过邮寄的形式送到学员手中，学员在家里答完题后再寄到杂志社，学完规定的课程还可以拿到结业证书。”提及当年的报名学习情景，原刊大学员郑一丰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20多年前的大学梦仿佛就在昨日。

　　1980年，离高考录取分数线只有几分之差，郑一丰被无情地拒于大学门外，和许多落榜生一样，他无奈地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是稀少的，人称“天之骄子”，上大学是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人生大事。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正值民族文化复兴时期，我们的求知欲望很强，大学没得上了，想自学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社会上也没有如今电大、函授、自考之类的成人高教。”郑一丰和许许多多从“文革”过来的年轻人一样，对前途产生了困惑和迷茫。

　　1981年，郑一丰在街头买了一本《山西青年》杂志，惊喜地发现这家杂志社要创办一所刊授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写信报名参加，虽然一年的学费只有2元，加上书费十几元，但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元钱。”

　　副省长亲自担任校长

　　年近七旬的杨宗，是原《山西青年》刊授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现任《小读者》杂志执行主编。“您还记得当年创办刊大的情形吗？”记者通过电话辗转找到他时，杨老显得很激动：“这是一个奇迹，对全世界的大学来说也是一个首创。”

　　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的杨老，他说自己现在的名片上只有一个头衔：“刊授教育创始人”，足见刊授大学在他心中的位置和重要性。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社会上相当部分青年人的学习机会都被耽搁了，他们很想重新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当时大学不好上，有什么方式能让大家继续学习呢？在国外考察期间，我受到国外多种社会教育方式的启发，回国后就提出了创办刊授大学的设想。”

　　创办刊授大学引起了当时山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副省长王中青亲自担任校长，学校有专职工作人员100多人。第一期招收的全国各地学员多达51万人，年龄最大的是一位87岁的老人。“当时国家领导人陈云还特地题词：‘刊授大学，前途远大。’英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也就是受了这所学校的启发，全国随后有了自考、函授等成人高教模式。”杨老回忆道。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正值百业待兴，教材奇缺。四年制大专的刊授大学只能开设《汉语言文学》单一专业，大部分教材和辅导资料由刊大邀请高校的老师编写。“当时我们还决定筹建希望大厦，给学员们提供一个自学活动的中心。”让杨老记忆深刻的是，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学员代表大会上，与会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还特地为希望大厦捐款100元，“她说这100元是儿子刘源第一个月的工资，很高兴能给希望大厦添一块砖。”

　　回忆起这些，杨老颇为自豪，“如果不是实在走不开，我也会从北京赶到温州，去参加这样有意义的同学聚会。”杨老还给记者发来一封亲笔信，要求转交给当年刊大的温州同学，信中对学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温州成立辅导站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文化娱乐生活还极度贫乏。刊大的成立，对许多渴求知识的有志青年来说，有如在沙漠中找到了水，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然而，由于刊大是按照大学的课程来设置的，知识系统性比较强，而且完全靠自学，这让许多学员感到非常吃力。

　　1982年初，在刊授大学总部、温州市教育部门和团市委的支持下，刊授大学温州辅导站成立了。“为了联络学员，我们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找到了近90名温州学员，分成8个学习小组互相自学。”原刊大温州辅导站站长郑一丰回忆道，“那时候，40平方米的住房算是比较大的房子了，小组学习会一般都是在这些同学家里进行。”

　　1982年7月，刊授大学温州辅导站受总部的委托，在市区墨池坊团市委办公室招收了第二届学员。大家自学向上的热情感动了著名作家马骅教授，之后，在广场路小学、建设小学的教室里，都留下了马骅教授为学员们讲课的身影。

　　40多岁的大学生

　　在市区马鞍池一栋普通的楼房中，记者见到了刊授大学温州学员中年纪最大的叶永度先生。他的一个儿子在美国，另一个儿子是大学教授，女儿则在省民政厅工作，一个家庭能培养出这样有出息的孩子，一般人认为他们父母的学历肯定很高。

　　“我能培养了三个有出息的孩子，最大的功劳还要归功于24年前参加的刊授大学。”

　　1981年，叶永度已经40多岁。三个小孩都上了学，自己在市经委工业公司上班。知道《山西青年》刊授大学招生的消息后，他去报了名。“那个时候的学习，完全要靠自觉，我有工作，有家，有孩子，还要经常出差，实在很少有时间看书。但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出差的时候也带上书本，有空闲就在车上看，到了目的地，安顿好住宿后也在看书。我读刊大，不是为了找工作，完全是想给自己一个系统学习知识的机会。”

　　参加刊大学习后，老叶写作水平提高了不少。四年后，他写的论文还获得了优秀论文奖，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此后他还写了一系列有关温州经济的论文，并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温州经济探索集》。

　　办了三期偃旗息鼓

　　由于刊授大学仅仅给学员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考试又是开卷考，学习效果不得而知，文凭质量不能保证，让当时的国家教委有看法，“他们认为既然是大学，就应该按大学教育的方式来管理和考试，不能这样办大学。”杨宗回忆道，“国家教委不承认刊大的文凭，随后又出现了电大和函授等成人高校教育方式，因此学员纷纷转学，刊大在办了三期后就偃旗息鼓了。”

　　尽管国家不承认刊大的文凭，当年温州还是有少数人坚持学完了四年刊大课程，并拿到了结业证书，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并不算大学毕业生，叶永度和王晓燕就是其中的两位。

　　“学了一年后，曾有很多人劝我放弃刊大的学习，但我的目的不在于文凭，而是想真正学点知识，既然已经学了刊大的课程，就要继续读下去。”叶永度善始善终的执着学习精神，在无形中给他的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好不容易拿到了大学文凭，国家又不承认，后来只好继续念成人函授大学。”尽管大学梦做得很辛苦，但回首当年的求学路，王晓燕还是感到特别欣慰，“在读刊大期间，由于学到了系统的中文知识，并结识了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对日后的文字工作和人生阅历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曾经的梦想不能忘记

　　“刊大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采访中，当年的许多学员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那时候虽然学习条件极其艰难，但我们年轻人都特别爱学习，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去汲取知识。”现在我市某高校工作的原刊大学员刘女士说，“现在，特别是城市里的孩子，学习条件都很优越，上大学的机会也很多。但有些年轻人上了大学后，却不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有的甚至在混文凭，真是可惜！”

　　世事沧桑，人间巨变。经过20多年的人生磨炼，这两百多位没有拿到文凭的刊大学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和打拼，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时代精英：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在工作领域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绩；有的在国内外创下了不凡的实业……

　　在这个特殊的同学会上，一位姓周的刊大学员饱含深情，当众朗诵了一首小诗，道出了这群没有毕业的大学生的共同心声：

　　曾经有过的梦想想忘也不能忘记曾经走过的小路她深深地惦记着你刊大———一个多么遥远而亲近的名字如同原始森林最初的冲动依然深深盘亘心底呵，大海无边幸福无际只因只因我们曾经在一起。本报记者叶锡环王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