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死刑。该事件引发网评如潮。痛思之余，人们发出疑问：谁该为王斌余悲剧的发生负责？
今年72岁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著名学者陆学艺为此专门约见记者说，孙志刚之死拷问了我们社会的良知，并导致了一部恶法（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王斌余案则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
陆学艺说，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不仅是王斌余个人的责任，可能也不只是被杀者的责任。王斌余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这清楚地表明，就农民工解决农民工问题行不通，一些体制性障碍必须得到彻底清理，比如户籍制度、农民工的身份和待遇等。
与专家的深刻反思相比，广大网民对王斌余的悲剧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许多网民认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能光挂在嘴边，鉴于王斌余是“逼上梁山”，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法院判决时应考虑减轻刑罚。事实上，真正应当受到处罚的是那些“虐待农民工的包工头”和“漠视农民工权益的管理者和执法者”。
王斌余案在法律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法律学者坦言，作为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博弈能力的弱者，王斌余是被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望的境地。他杀了人，被判了死刑，这是法律的判断。但常态之下，一个社会的民情，应该和法律的判断基本一致；如果我们的民情经常和法律的判断相去甚远，那是非常可怕的，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