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王斌余悲剧”负责

　　新华社记者宋振远

　　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死刑。

　　9月4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以《死囚王斌余的道白》为题披露了这一事件，引发网评如潮。痛思之余，人们发出疑问：谁该为王斌余悲剧的发生负责？

　　社会学家：王斌余案折射农民工制度存在突出问题

　　今年72岁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著名学者陆学艺，看到有关王斌余案的报道彻夜难眠。他说，孙志刚之死拷问了我们社会的良知、并导致了一部恶法（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王斌余案则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农民工目前是在经济和社会双重作用下的弱势群体，这与不合理的农民工制度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因而没有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社会地位。说白了，农民工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我们社会结构发育的不健全，包括“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都必须深刻反思，尽快改革。

　　法律专家：弱者权利“救济渠道”失效是更大的问题

　　王斌余案在法律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学者陈步雷的看法较有代表性。他发表《由王斌余杀人想起了蒋爱珍》的文章说，王斌余案与《人民日报》1979年报道的蒋爱珍故意杀人案，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首先，被告人都是严重受害者；其次，被告人在实施报复之前，都缺乏可以期待的权利救济途径；三是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比较复杂，易引起严重的争议。蒋爱珍一审被判死刑，终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一些法律专家分析说，王斌余一类的案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弱势者权利保障机制(救济渠道)的缺失或者失效，应当由谁来承担后果？事实上，应当由包括强势者在内的社会去承受，而不仅仅是王斌余们个人的责任。只有将此类案件置于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社会条件下理解，甚至要联系政治因素，才能给出真正符合法治精神的答案。（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