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上的“暗战”

　　这是我省破获的首起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偷渡案，偷渡人员只有7名，蛇头却多达10人。在破获这起案件的人中，有一位是在反偷渡战线上战斗了11年的老兵。在看似无形的国境线上，每时每刻进行着怎样扣人心弦的较量？在偷渡的地下交易之中，谁才是最大的牺牲品？

　　■案件回放

　　2004年11月27日，青岛机场边防检查人员发现了8名非法出境的嫌疑人员，青岛边防支队立即展开侦查，截至今年1月，李魁勇、陈建等幕后组织者以及其他成员相继落网。在“11·27”偷渡案中，蛇头与偷渡者全靠互联网联系，目的地是加拿大，成功到达后每名偷渡者要支付35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今年7月，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李魁勇、柳春等7人分别判处2—4年有期徒刑。

　　对话时间：2005年9月10日

　　对话地点：青岛市边防支队

　　对话人物：青岛市边防支队刑事侦查队队长吕健

　　初识吕健，立即发觉他是一个极具职业精神的侦查员：高大、强壮、不动声色，由内而外散发着精悍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11年一线侦查生涯，他对与偷渡有关的情况了如指掌。

　　道高一尺，魔就会高一丈

　　记者：吕队长你好，随着我们对反偷渡的力度加大，偷渡的手段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是种什么趋势？

　　吕健：偷渡在向着集团化、智能化发展。就“11·27”案来讲，偷渡者只有7名，但是组织者却超过了偷渡者的人数，这就是集团化的趋势，在每个偷渡集团中，分工明确，一环扣一环，一个人是无法单独完成这个任务的；就智能化而言，本案所有的偷渡者和组织者一直靠互联网联系，从未见过面，一直到最后从青岛机场出发的时候才见面，而且他们所持的全部是旅游签证，证件的仿真程度越来越高，几乎用肉眼无法分辨出来，这些足以见得组织者的智能化趋势。

　　记者：在一个偷渡集团中，成员之间的分工有多细？组织偷渡需要多少环节？

　　吕健：他们分工非常细致，各司其责，在本案中，周怀武、陈美等人负责联系偷渡人员，柳春负责找到几本韩国护照，吴龙洙专门负责给找到的韩国护照“换头”(换上偷渡者的照片)，李魁勇负责定路线、走之前的培训，包括如何过边检、从哪里分发护照等等，其他人也有各自的职责。

　　记者：目前我们查获的偷渡通道都有哪些？

　　吕健：最常用的还是飞机，偶尔有渔船、攀登外轮，甚至是利用集装箱运输。

　　记者：从偷渡人员的流动方向看，有哪些特点？

　　吕健：一般分为外流，就是从我国往外走；内流，从国外进入我国；转流，从中途转入外国。

　　记者：从我们打击的经验来看，偷渡的组织者也就是“蛇头”的狡猾到了什么程度？

　　吕健：我们每打击一种偷渡通道后，蛇头便会立即放弃这种通道，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无法再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在偷渡的环节中，从最初的联系人员开始，就是单线的，而且彼此不能透露和询问姓名，这已成为行规。所谓道高一尺，魔必然要高一丈，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是惊人的利润，永远“孜孜不倦”。

　　经济利益永远是一支杠杆，足以撬起人们的贪欲。环环相扣、分工精细的偷渡集团，每一招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的巨额利润。

　　如果“11·27”偷渡案成功，蛇头能净赚100多万人民币

　　记者：利润是偷渡集团的追求，为此他们可以铤而走险，也可以不顾偷渡者的死活，类似案例并不鲜见。你能否给我们算一笔账，就“11·27”案来讲，如果偷渡成功的话，李魁勇一伙儿可以净赚多少钱？

　　吕健：偷渡的利润是惊人的。就拿本案来说，一共有7名偷渡者，每人要付35万元人民币，总共245万元人民币，偷渡集团除去机票、食宿，从青岛到马来西亚再到加拿大，总费用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万元，因此如果偷渡成功的话，净赚100多万元没有问题。

　　无论“蛇头”还是偷渡者，他们为什么不惜铤而走险。吕健说，偷渡案没有“受害人”，蛇头与偷渡者永远有着共同利益。

　　有的村子以偷渡为荣，家人偷渡成功会放鞭炮庆贺

　　记者：吕队长，偷渡愈演愈烈就说明它的市场需求仍然强烈，到底是什么人在心甘情愿地偷渡呢？

　　吕健：一般是些农民，收入不高，没有一定的技能，在国内又找不到好工作。

　　记者：在国内哪些省市的偷渡人员比较集中？

　　吕健：在我国，福建是偷渡的发源地，由于这种“传统”，他们到了国外有亲属环境，能够很快将偷渡的费用赚回来。于是，很多村子以偷渡为荣，如果家里人偷渡成功，会放鞭炮进行庆贺，并且村里还有专门的贷款机构，为偷渡者提供贷款。

　　记者：挣钱是偷渡人员冒险的初衷，这种诱惑力究竟有多大？

　　吕健：在2003年底，曾经有福建人偷渡到日本，两年挣了20万元人民币。还有东北朝鲜族的偷渡韩国，一年能挣到六七万元人民币，高峰期可以挣到10万元人民币。在美国、加拿大，一年可以挣到十几万元、二十几万元人民币。这种巨大的收益与在国内是不能比的，所以很多没有什么技能的人，不惜铤而走险，去做黄金梦。

　　偷渡意味着到了国外没有任何身份、没有任何保障，提心吊胆、沦丧尊严，在“衣锦还乡”的荣耀背后，偷渡者在国外却过着悲惨的生活。

　　偷渡者打黑工，多是些环境恶劣的工种，自身没有任何保障

　　记者：偷渡人员都是憧憬着国外的美好生活，有的甚至觉得国外遍地黄金，但是事实并非他们所想的，他们在国外都是过着怎样的生活？

　　吕健：对于某些人来讲，偷渡从一开始，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多人会因为无法忍受蛇头的虐待，在半路上“夭折”。能够到达目的地的偷渡人员，为了生存和挣钱要打黑工，干的活全是对身体有损害的，像刷盘子就是好的，很多人要做油漆工，要在有毒气的环境中工作，有的人在打黑工的时候被汽车撞成残疾，由于没有任何保障，无法讨要公道。

　　记者：在偷渡途中他们会遭遇什么样的非人待遇？

　　吕健：有的偷渡者会上当受骗，“蛇头”往往告诉他们用渔船将他们送到外轮或者客轮上，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轮，而是把偷渡者像狗一样放置在渔船的地舱里，为逃避警方的打击，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有的用集装箱运输，里面放上一个垃圾桶，连水都没有，偷渡者饿了只能吃面包，干啃方便面。关键时刻，“蛇头”为了自身的利益，是不会管偷渡者死活的。有时候偷渡成功也会被“蛇头”扣留，交了钱才可以放行。

　　记者：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有没有人挣不到钱？

　　吕健：有的偷渡者主动回国，因为受不了人家的歧视，本身就过不了正常的生活，被遣返后一分钱也挣不到，还要归还偷渡借下的债。

　　令我起初感到不解的是，吕健最痛恨的不是“蛇头”，而是偷渡人员，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命运，甚至跟“蛇头”绑在一起对抗政府。

　　“蛇头”与偷渡者的“攻守同盟”

　　记者：你在反偷渡一线一干就是11年，这么多年，你最痛恨的是什么？

　　吕健：最痛恨的是偷渡人员，他们应该清楚自己的命运，去之前把他们当成人，但是有了事就不当人，但是他们却死绑着“蛇头”，联合起来对抗政府。

　　记者：还有什么让你寒心的？

　　吕健：还有就是那些渔民，他们替那些“蛇头”出一两个小时的船可以挣几千块钱，就是为了这一点利益，他们就出卖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记者：偷渡者为什么会跟“蛇头”绑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利益？仅仅是因为愚昧吗？

　　吕健：现在很多偷渡组织者实行“三包”，偷渡者身上不带一分钱，如果被公安机关抓住被罚款，“蛇头”将返还罚金，如果下次再偷渡，还可以打折。就是这种利益关系，让偷渡者不觉得自己是受害人。

　　记者：这种“攻守同盟”对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什么不良影响？

　　吕健：很多偷渡案没有“受害人”，如果这些偷渡者能有一半配合我们工作的话，我们就都可以抓到幕后的组织者，由于这种“攻守同盟”，偷渡者不会在第一时间内讲真话，错过了抓捕的时机，但他们后悔的时候，交代了实情也已经于事无补了。

　　记者：偷渡的危害有哪些？

　　吕健：最重要的就是危害国家的整体形象，偷渡者多为低层次打工，有的甚至结成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危害当地治安。

　　记者：在你跟战友侦破“11·27”偷渡案的时候，总共历时3个月，你们三去北京，当时你用了一个词叫做“度日如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吕健：干边防就是守国门的，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蛀虫肆意践踏国家的尊严，所以当时很着急，希望能够尽快将这些犯罪分子抓获归案，感觉每一秒都在煎熬。现在如果一天没有电话、没有案子，我就会感到空虚、无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