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眼中的国学热

　　本报记者王小宁实习生黄辉煌

　　编者按：最近一段时期，学术界谈的最多的是“国学”，加之各种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活动此起彼伏，“国学热”成 为公众议论的话题。

　　为此，本刊特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德顺、黄裕生先生，请他们从国学热产生的

背景、现实意义以及前景谈谈自 己的看法。

　　记者：当前，国学热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有国学热的存在？

　　黄裕生：当前国学热的主要表现形式像读经运动，各地兴建孔子学校、国学院等等。

　　学术界有很多人提倡通过复兴国学解决当前社会国人信仰缺失的问题，是学界国学热的一种思潮，另外希望研究复兴 国学来寻求解决中国甚至人类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以国学热排斥抵抗所谓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全面进攻，或进行某种 意识形态的替代，这些都是国学热背后的诉求。

　　记者：那么您认为这种国学热思潮的存在是否合理？我们又应怎样来进行对国学的研究和复兴呢？

　　黄裕生：我们应该针对复兴国学的诉求来探讨国学热是否合理，不能简单笼统提倡和否定。如果简单认为复兴国学就 能解决社会一切问题，以这种目的，则他的正面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如今天我们不能简单通过复兴古希腊文化和中世纪文化， 来解决所有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一样，我们不能简单通过复兴国学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不能把它当成建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要真正完成研究和复兴国学任务的人，必须要有两个层面的能力，一要对传统国学有深刻研究， 二又要对国际文化有很深认识，不能关起门来复兴国学，否则复兴国学则是空谈，也不能带一种排斥心理，总把国学与西学进 行对立来复兴国学。

　　记者：国学热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是什么?这种历史沉淀的力量不时释放,是否和我们现今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很大 关系?

　　李德顺：国学热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对现今的迷惘和对故往的怀念。“逆时序”思维本身就是 孔子开创的一种儒家传统。它总是要把自己对未来的追求附着于古圣先贤，这其实是今人对自己话语权缺少自信的一种自我保 护或掩饰措施。

　　记者：国学到底是什么?如果国学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概念,那么在2000多年来，它并没有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现 在对它的宏扬的最大意义又在哪里?

　　李德顺：国学应为中国或中国人自己的学说体系。它是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文化系统 。但以往多把“国学”等同于“古学”，由于里面缺少了对“今学”的吸纳和重视，因此很容易变成把玩古董、自我欣赏、思 想保守，甚至复古倒退的思潮。这就是以往的国学跟不上形势、落后于时代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要宏扬的，是包括国学在内 的优秀文化传统中独立自主、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和积极成果，决不是要回到旧心态、旧形式、旧境界去。逼着孩子读经之类 的做法，决不是好主意。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创造了奇迹的同时,也使社会价值信仰出现 了一些混乱,在很多时候,钱是信仰的主流,国学的复兴能够弥补信仰方面的缺陷吗?能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一个前瞻性的 指引吗?

　　李德顺：面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信仰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一切主张向后看，旨在“复古以拯今”的想法 ，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有时是徒增思想混乱而已。因为迄今为止，至少尚未见到从古代学说中整理出对待信仰和价值观的科学 理论和方法来，只是有一些“应该”如何的愿望和呼吁而已。古人的学说多在“治民”，今天的问题多在“治政”。所以那些 侧重于自上而下的道德说教和政治机谋，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世界上没有现成的万应灵药，都要靠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的艰难探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就是发展着的、当代新型的国学，我们还是要靠它的发展和创新来解决问题。

　　记者：20世纪早些时候，一些爱国人士为抵御外辱，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上世纪八十年代,李 泽厚先生又反其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主张,您作为哲学研究专家，您如何看待或定位中西学的“体”“用”关 系呢?

　　李德顺：“中西学”、“体用”之类的说法，含义复杂，使用者多不统一，随意性也很大，所以我不愿简单表态。这 里我引用一段我自己的话：

　　一百多年来我国关于“中西体用”之辩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的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关于自然和人伦方面的知识本 身，而是它们对于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意义，是面对近代以来各种知识和经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如何对待那些使西方 国家强盛起来的思想文化体系，如何对待中华民族已经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如何摆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要不 要和如何构造更先进、更合理的学说，以使我们自己强盛起来……等等。显然，这些讨论中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问题，远不如其 中的价值判断和选择问题那么多而重要。正是在已经主体化的理论层面、即学说层面上，讨论才能如此深切地唤起人们的民族 情感和人文情感。就是说，尽管当时人们并未明确学科与学说的不同意义，而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学”字来划分“中西”，但 事实上这里发生的争论，却主要是在学说层面而不是学科层面。从学说层面来理解“中学”、“西学”这个话题，尽管它的表 达从未达到科学的准确清晰要求，反倒是像一个政治口号，但其中的实际内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它的意义， 恐怕不能一笔勾销。(李德顺：《学何以有中西之分？》北京日报2005年5月30日)简言之，在科学的学科层面上，学 本无中西之分，唯以“真为体，实为用”；在学说层面上，中西乃人我之分，自当“以我为主，以人为鉴”而已。

　　记者：您认为要走出去复兴国学，不把国学和西学相对立，这在传统中国的文化道路上是少有尝试的，您又是如何理 解国学要融入于世界的？

　　黄裕生：国学如果要真正成为一种思想，一门学问，它必须具有普遍性。称为国学并不是意味着仅仅是中国的学问， 或仅仅对中国和中国人才有效的学问。它必须是一种普遍性的学问，必须是被全人类都认可的学问，否则它不能被称之为学问 。同样西学也是如此，西学作为一种思想能对全人类产生影响，意味它也并不只是西方人的或只适用于西方的思想，而是它有 普遍性真理，所以无论是研究中学西学，之所以它们值得我们研究也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普遍主义真理的原因。

　　所以我们应以普遍主义的立场去研究复兴国学，以一种探索真理的使命去研究国学。而不是从一种宏扬民族主义或寻 求民族特殊利益的角度，如果是这样，复兴的则不是国学，而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从而毁掉了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