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国家秘密进入公共领域，这反映的是政府的开放与自信以及政府对百姓的尊重。
今年夏季，台风频频光顾我国沿海，甚至危及京津塘，沿海地区多处受灾；无独有偶，前不久，美国新奥尔良也遭受
了飓风之灾。两地的不同灾难让人联想到同一话题：人民的“灾难知情权”。
1787年，55名制宪代表在费城会议上的争吵几乎将美国埋葬。81岁高龄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高望重的本杰
明·富兰克林博士甚至提议聘请一位牧师，在每天开会前主持祈祷，恳请代表们放弃“惟有自己正确”的观念。其中一个争论
议题就是，政府是否应该公开政务信息。在会上发表言论高达160多次的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坚持强调：“国民
有权知道其代理人正在做或已经做的事，对此绝不可任由秘密进行议事程序的立法机关随意妄为”！
而此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76岁高龄的乾隆皇帝仍然在为他的帝国服务，但天灾不断：山东正逢三年大旱，黄河改
道入淮，长江流域洪水滔天……法国汉学家魏丕信在其名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里翔实而又富于见地地再现了
清政府积极而有效率的赈灾活动，朝廷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经常性地搜集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
何地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并随时供粮，这在当时的欧洲完全不可想象！他用大量的史实指出，“与近代以前的欧洲相比，明清
(特别是18世纪)中国国家把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驳
斥了1793年那个不肯按照中国制度向中国皇帝叩头的英使马嘎尔尼的诬蔑性报道：中国是“一艘摇摇晃晃的、老旧的头等
战舰”，也证明了黑格尔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木乃伊似的国家”的论说完全是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毫无疑问，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任何一个政府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赈灾行为都可以说是一种善治。特别是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气候多样、多灾多难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但中国也绝非完美，魏丕信的著作遗漏了荒政的一个重要
方面：灾难的情报发布系统；笔者在《清史稿》里，迄今亦未发现类似记载。我们可以初步断定，人民恐很难获取朝廷所掌握
的自然灾害信息。可能是由于当时新闻传播及其相关科技的不发达，在整个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大禹治水还是王景治
黄，甚至到民国时期，我们都难以看到使得人民能够获取政府所掌握的自然灾害数据等各种政务信息的制度。直到同样重视救
灾工作的新中国建立，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限，人民依然难以获取这类信息。
然而，詹姆斯·威尔逊的呼吁终于在美国的立法层面得到了落实，二战后库珀正式提出了“知情权”这一概念，并指
出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知情权，就不会有政治的自由，于是先有州会议公开法的制定，紧接着联邦政府先后出台了《信息自由
法》、《阳光下的政府法》等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尽管这些法律并没有保证面对飓风时新奥尔良能够救百姓于洪水和无
政府状态之中。而在几千年来赈灾体系一直领先世界、解民于倒悬之中的中国，2000年2月29日民政部、国家保密局民
发［2000］71号《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第4项依然规定，“全国及省、自治区
、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为秘密级事项(前两款分别规定了绝密级事项与机密级事
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终于，在台风频频光顾中国东部沿海的今年夏秋，麦莎、泰利、卡努，相继呼啸而来，无尽灾难的同时，却也带来了
一个重大的变革：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民政部在北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自2005年8月起，对全国及省、自
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原《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的相关
内容予以废止。解密的初衷之一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救灾减灾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减灾事业的发展，因自然灾害导致的
人员、财产损失，已成为我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统计报告灾情，争取社会捐助和国际援助的重要依据
。但背后的内涵却更是意蕴幽深，让一部分国家秘密进入公共领域，这反映的是政府的开放与自信以及政府对百姓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