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名逃犯找向菲自首

　　电台主持人劝人归案成“品牌”，经过１３天劝说后，中秋当天——

　　如果说两次说服在逃人员归案还纯属偶然的话，那么当这个数字增加到“三”的时候，人们似乎无法怀疑这名说服人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了。昨天上午，西城警方向媒体透露，已经两次劝说杀人嫌犯投案自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向菲再次劝说一

名在逃嫌犯自首。

　　首名劝归人

　　１９９３年５月的一天，因为洗澡时穿错了工友的一双拖鞋引起纠纷，当时年仅１９岁的四川人辜海军将工友扎死后畏罪潜逃，被公安部网上通缉。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７日，在潜逃１１年之后，四处流浪的辜海军终于在向菲的劝说下，从广东佛山来到北京投案自首。

　　第二名劝归人

　　２００１年，３０岁的礼泉农民袁炳涛发现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当年１１月２４日，袁炳涛一气之下杀死妻子的情人，并将妻子刺伤，后畏罪潜逃。今年３月２４日夜，袁炳涛给向菲发了短信决定投案自首。４月１日，袁炳涛到北京后，向菲陪同他去自首。

　　事发

　　失手杀妻，逃亡路上苦熬

　　今年３６岁的犯罪嫌疑人余昭明是江西乐平人，１９９９年７月的一天，余昭明和妻子发生口角，在争执过程中，妻子被他推了个跟头，头一下子撞在屋里的柱子上。余昭明把妻子送往

　　而在今年８月３０日，在浙江打工的余昭明在电视上看到了向菲劝说两名杀人犯自首的访谈节目。“虽然我只看了１０分钟的节目，但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人。”余昭明将电话打给电视台的编导，终于得到了向菲的电话号码。

　　９月５日，向菲第一次收到了余昭明的求助信息：“求你帮帮我 生死路”。这条意义含糊的短信引起了向菲的注意：“什么情况这么严重，我能帮你什么？”“只有你答应我，我才告诉你。”９月６日下午，两人通了一次电话，余昭明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向菲。

　　说服

　　异地沟通，聊到手机没了电

　　由于在六年的逃亡过程中一直找不到倾诉对象，余昭明与向菲联系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向菲与前两名自首嫌犯的沟通时间。在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话中，两人聊了３个半小时，直到电话没电了，换了电池接着聊。向菲告诉记者，与辜海军和袁炳涛相比，余昭明的行为要轻得多。但余昭明小学４年级都没毕业，根本不懂法律，觉得自己会“以命抵命”，而且又顾虑三个孩子没人照顾。在经过反复劝说后，余昭明给向菲打来电话：“我打算到北京自首，我要去找你。”

　　９月１６日凌晨１时５１分，余昭明第一次完整地收听了向菲的节目后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你这个人不一般，我们会有见面的一天的。”至此，向菲已经十分肯定余昭明拿定主意要来投案自首了。

　　自首

　　中秋当天，千里进京自首

　　９月１７日，余昭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从浙江到长春再转道北京，在火车上度过的这３０多个小时是余昭明最期待、最激动的时光。一下火车，余昭明直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看到电话里那个陪自己度过了人生最徘徊的１３天的向菲就站在自己面前时，余昭明说了一句话：“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向菲说，从辜海军到袁炳涛再到余昭明，在嫌犯自首的事情上，媒体只是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在公安机关的追捕之下，实际上他们的心理防线都已经崩溃了，这时候就需要心理方面的引导。向菲告诉记者，她在劝说时做的每项工作都经过了和电台领导、公安局沟通。“他们不断地教我该怎么做，因此说服才越来越有力度。”

　　当记者问向菲如果再有第４个、第５个怎么办时，向菲坚定地说：“我不会推卸责任，媒体不会推卸责任，每个公民都不会推卸。”

　　晨报记者 张涵 通讯员 许虎 张岩／文 许虎 张岩／摄

　　●记者手记

　　倾听者缺失

　　造就“向菲现象”

　　第三个在逃嫌犯在向菲的劝化下向警方自首。向菲承认，这主要是警方追缉的威慑力和媒体的心理引导作用。记者发现，在逃嫌犯之所以选择向菲，还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阂、缺失倾听者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玟瑾说：“随着社会急剧发展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们的身体空间越来越近，但心理空间却越来越远。”

　　李玫瑾说，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亲人帮不上忙，同事之间有利益冲突不可能公开说。人们需要找到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倾听者。以前人们习惯在日记中倾诉，现在人们又习惯去网络聊天室、去各种热线中寻找安慰。在逃的余昭明们尽管已厌倦了潜逃生活，但对于是否归案却还在犹豫。在两难选择间，他们不敢向周围的人袒露自己的心迹，只有向构不成实际威胁的热线述说，寻求帮助。当水烧到９９摄氏度时，向菲就成了把水加温到沸点时所需要的关键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