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三审终审”不如强化抗诉职能

　　民事诉讼法专家修改建议稿（以下称建议稿）曝光后，传闻已久的“三审终审”制浮出水面。

　　“三审终审”制中的第三审仅是法律审，是对原一二审裁判的一种监督和纠正，因而，可以将“三审终审”制看做法院系统自身的监督，笔者认为，在我国存在民事抗诉制度的情形下，没有必要建立民事诉讼制度的三审制。

　　首先，从“三审终审”制设置和实施成本看。美国当代著名的法律经济学派代表波斯纳认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耗费，不仅是司法活动所应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设计、评价一项法律程序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从民事抗诉与“三审终审”制的设置目的看，两者具有一致性，即都是尽可能地减少错误裁判，节省司法成本，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消耗。但从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角度看，民事抗诉显然比“三审终审”制更胜一筹，表现在：更能节省有限的司法成本，减少经济消耗，实现司法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民事抗诉案件在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极小（以2004年为例，全国检察机关抗诉案件数是1．3万余件，法院直接受理案件数则为439万余件），因而，民事抗诉制度在无需增加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完全能够负荷现实司法需要。相反，如果法院要完全承担设置“三审终审”制后的案件负荷，势必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从而极大地增加司法成本、诉讼成本，而这些成本的开支（除法院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外，还有当事人为此付出的诉讼成本）最后均会转化为社会成本。让社会为此承受额外的巨大负担，并不符合社会、经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财富的最大化原则，是与诉讼的效益要求背道而驰的。

　　按照建议稿的主张，设立“三审终审”制的同时仍需设立再审程序，这样，尽管“三审终审”制中的第三审级主要是书面审查，仍无法避免与再审程序的“重复”。由于第三审级完全是新设置的，按照经济学原理，重新创设一项制度所需要的成本远远高于对原制度的改进，因此通过改革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缺陷，应该更符合经济学要求。民事抗诉只是一种带有监督性质的非常程序，在诉讼运用方面不如“三审终审”制诉讼程序来得频繁，且在人力、物力等资源配置方面，也远远不及“三审终审”制的需求，因此，这种司法过程中使用几率较小的程序注定可以减少资源的付出。

　　其次，从制度的现实功效和制度本身产生的收益看。“三审终审”制的设立，实质上为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提供了激励机制，必将“刺激”当事人进入“第三审”，这样经过三个审级的审理，致使诉讼周期延长，更多的司法资源被浪费。另一方面，民事抗诉案件在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大部分案件经过二审后即可发生既判力，有利于迅速维护社会稳定。用如此小的投入就能起到监督法院错误裁判、维护司法公正的诉讼价值，可见民事抗诉制度仍然不失为一种极具制度效用的监督制度，理应予以维持和加强。

　　再次，从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看。我国司法尚处于初级阶段，司法职业化程度相当低，受职业技术、伦理及法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法官远未达到无须外部监督的境界，相反，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成了民众共同的关注点。所以，我国的司法确实需要民事抗诉制度的有效监督。

　　现代社会里，对一项法律制度的评价，不能不注重其经济价值，因而有学者称“法律价值几乎已经淹没在经济价值的海洋之中了”。民事抗诉制度与“三审终审”制相比，对制度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目标的实现有着其明显的自身优势，笔者认为，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与其花大力气创设“三审终审”制，不如修正、完善、加强民事抗诉制度。因为，民事抗诉制度比“三审终审”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要求。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浙江省检察院）

　　作者：王水明 郑文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