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的“失落”与亟待救赎的“五失”

　　-顾纪生

　　顾雏军的彻底“失落”意味着什么？管理层在中国股市信心殆尽之时重拳出击此案，给出的“信号”寓意何在？笔者 认为，如若顾雏军的“失落”多少能换回社会“五失”的救赎，何乐不为！具体来说，以下“五失”现象也许在此案后会被些 许救赎。

　　“失严”法律开始寻回尊严

　　在去年夏天的“郎顾之争”中，身躯魁梧的郎咸平其实扮演的仅是文弱书生的角色，其虽有“我笔似刀”的底气和“ 舍我其谁”的豪气，但对具有强大资本作支撑、法律化身作外衣、主流学者作帮腔和“一切手段”作保障的顾氏而言，其实只 损毫毛不伤筋骨，可见郎氏的“学术”在顾氏的“法律”面前显得有“痒”无“痛”，以致今日身陷囹圄的顾氏仍在记者面前 痛骂挠了他痒处的郎氏“只是一个小丑”；“倒顾”先锋严义明律师的闪亮出场，也许才使郎氏以卵击石式游戏出现惊天逆转 并宣告顾氏牢狱之灾的真正开始———顾氏口中的“法律桃符”立马被严氏手中的“法律利剑”击得粉碎：虽然顾氏仍在坚称 “我没有什么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科龙公司没有错”，但严氏那句掷地有声的“一定要让他们的违法违规行为付出代价” 之语，足令言必称法律的顾氏胆寒心颤！

　　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法律秩序和市场环境亟待完善的今天，“郎氏学说”固然重要，但“严氏法律”更为稀缺 ，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社会经济活动无望顺畅运行不说，连起码的法律尊严也会遭到公然的亵渎！

　　科龙如若其只有A股而没有H股，严义明律师就不能到境外征集到所需的投票代理权或必要的起诉委托权以“倒顾” ，而在境内要通过起诉方式既向其讨得说法又让其回吐嗟食，不是无法无例可依，也多少会网开一面不了了之。从这个意义上 说，是科龙的H股“害”了顾雏军而“利”了中国社会寻回法律尊严！此次大陆以“虚假信息披露”、“涉嫌侵占科龙利益” 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等为由率先刑事拘捕顾氏，开了个与国际法律接轨的好头；否则，如若让香港法律抢得逮捕先机，说 轻了会使大陆法律再次蒙羞，说重了会给顾氏“后人”继续钻“法律放纵”空子，留下放虎后患。

　　“失信”股市强制召回信用

　　国内股市虽然缺失真实信用，但顾雏军等“企业家”并不缺乏口头信用———虽然在顾氏巧取豪夺的七个招术中，招 招不讲信用，但他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或科龙脸上贴上的恰恰是“诚信”的金字标签。去年10月底，顾在“科龙20年改革 成果报告会”上意味深长地说，“虽然我说的实话经常有人不相信，但我确实是个诚实之人。科龙在我手中近三年时间，我向 政府交了一份应该说是合格的答卷。”那么，他究竟是一个如何诚实之人呢？面对空手套白狼式的“连锁并购”所需的资金质 疑，这位“资本运作大师”口口声声说他唯一不缺的就是钱，也多次表白诚实是他最看重的品质；甚至因缺钱还债而急如热锅 上的蚂蚁、身陷囹圄的他，仍在记者面前表露是何等的不缺钱，“我1.7亿美元的存款利息一年也有300多万美元，我不 是穷人啊，根本就不想掏上市公司的钱”，言下之意是中国

　　顾氏被捕是个强烈信号，他昭示企业家诚信不再是块任意拿捏的“橡皮泥”，不讲信用不仅是道德问题，更可能是触 及法律高压线的自毁之举。由此开始，多少已经“失信”的股市正在借助法律之剑强制召回上市公司的信用：今后财务造假也 好，恶意圈钱也罢；通过关联交易以金价买进废铁也好，以铁价卖出公司真金也罢，只要有害于公司诚信或有损于信用根基之 举，最终既要遭到道德的谴责，更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失序”市场重新捡回秩序

　　近年来顾雏军俨然成了整合国内家电行业的“教父”，言必称“打造国际级家电王国”，有些人曾在民族自尊心的眩 晕之下为其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称道”过，但他们是否深思过如下问题：海尔等老牌企业尚且在国际化道路上举步维艰， 格林柯尔等“新秀”有何资格一跃而起全球称雄？说穿了，顾氏兼并国际市场的图谋，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想通过施展财技而非 产业领先的捷径这个沙滩之上；而在有序市场上，财技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国际级的资本实力、技术力量和营销网 络作为支撑，所谓称霸世界的口号只是套取银行等社会资本的一种借口而已。

　　这里不能不提及同样要建立金融王国的德隆集团。格林柯尔在轰然倒塌之前，其发展战略、行业构架、运作方式和潜 藏危机几乎“克隆”了整个“德隆模式”。它们两家甚至更多“系”为何一再表演同一出剧情稍有不同但路数几乎完全相同的 活闹剧？说到底是为了要钻失序市场的空子。市场失序常常表现为信用失序和竞争失序，两者互为因果互为传导：信用失序为 “财技家”恶意套取社会资金大开方便之门，而资金成本的软约束、无约束又使竞争成本变得似有却无，反过来推进不讲竞争 秩序、不顾竞争效率的无序竞争充斥于市。可见，格林柯尔与德隆的倒掉，与其说是对民族工业旗帜的一次冲击，不如说是对 我国失序的银行金融业的一场拯救。

　　“失道”老板自掀“民进”盛宴

　　去年由“郎顾之争”引发涉及整个理论界、企业界关于“国退民进”产权改革方向的大讨论余音犹在，顾氏及其格林 柯尔便在其“

　　尽管在“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进程中，我们可以不认同郎氏所言的“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 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及借鸡生蛋”七大招属民企老板的普遍手段，也可以继续在理论上承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方向正确， 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在此领域确实发生了相当一批“巧借”国企改革之名“狂吞”民财盛宴的“失道并购”。

　　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和法制诚信的初级阶段，不得不承认在目前的民企老板队伍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 风气：即社会财富的获取与占有，希冀不由新财富的“吃力”创造来达到，而设法寻求他人财富的“轻松”转移来完成；而要 达到这一目标，最为有效的路径之一便是实施有空子可钻的打着“国退民进”旗号的收购兼并。这次，顾雏军一不小心既自揭 了“民进”的隐秘路径，又掀翻了开食不久的狂欢盛宴，不知改革决策层和社会监督方能否从中汲取到有益启示？

　　“失身”学者被剥“主流”外衣

　　国内经济学界的“神奇”之处在于：虽不存在主流经济学，却出现了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把握着学术界和 舆论界的双重“话语权”：或论证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或声称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将连涨20年，或预测2030年中国 经济总量可以超过美国……“郎顾之争”一发生，张维迎教授便适时出现在深圳企业家峰会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以 为现在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又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 业家队伍的言论。很多人将民营企业的发展看作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甚至认为过去十年涉及到 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都错了……”。而当科龙自刮耳光、主流学者再次失语之时，张教授轻嚅一声“我对科龙不太了解 ”而意欲撇净干系。

　　但是，无论主流学者如何标榜自己的学术良心和如炬目光，铁的事实再一次证实他们大错特错了。郎顾之争发生后， 笔者面对自身队伍中的诸多怪象，曾发表《从郎咸平现象看经济学风的五大“失纯”》一文，对主流学者的失语、失聪、失范 、失信、失身等现象进行了剖析，并认为靠学术人格之“失”去迎资本人格之“需”，已异化为某些主流学者的主事专能(当 然也不排斥某些非主流学者)，这不能不引起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警惕！顾雏军案是帖警醒剂，它让某些“学者”经褪去主流外 衣后站立于阳光之下露露失身之状和晒晒不洁之身，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对整个学术界是何等的急需有利？

　　一言以蔽之，如果顾雏军的彻底“失落”能够些许救赎整个社会的“五失”现象，除了“诚实”有加、虽“富可敌国 ”但不愿或无力“还债”的顾老板会感到莫名惆怅外，笔者等“不仇富只仇腐”之辈定会大呼快哉快哉！

　　(作者系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