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立生
9月14日，中科院高能所28号楼下，茅广军的尸体被人发现。之后，警方排除他杀。很多人难以相信，这个人缘极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昨日《新京报》“逝者”)
有这样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我不敢肯定这件事对茅广军选择自杀有没有关系，但这种做法却值得我们反思：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发表文章数量究竟该放在怎样的一个位置？
一位学者曾记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做助理教授时，与该校一知名教授的对话———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我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
实则在中国现代大学，也远不乏以上的事例。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拟聘四位导师。梁启超先生向曹云祥校长举荐陈寅恪先生。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答：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火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接着梁又告诉曹，柏林、巴黎诸大学几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陈寅恪的学问，清华不请，外国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这才登门礼聘。最后，陈寅恪先生不独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即便是国学研究院解散之后，也是清华惟一的文史两系双料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但是茅广军的学术水平终究如何，在茅广军的去留问题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对茅广军“很满意”、“你们送的学生如果都和茅广军一样棒就好了”的评价是说了不算的；茅广军的导师卓益忠先生“研究方向发生了转折，成果不可能出来得太快”的解释说了也不会算；茅广军先生的师弟顾建忠先生“茅广军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论功底极扎实，而且喜欢挑战国际性的难题”的评价说了更不会算。
那又是谁说了算呢？是中科协主席周光召先生曾指摘的“科学官”说了算，是不合理的科研体制说了算。
我们总在说，要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并不能止于房子、车子、票子。这还太肤表，还远远未涉根本。只有做到对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尊重。所以，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而不能让知识分子成为行政化科研体制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