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快评：童工现象折射出教育体制的尴尬

　　王琳

　　8月中旬，山西晋中市祁县宝成玻璃器皿厂，一名年仅15岁的童工段辉栋被车间主任用铁钳重戳后不治身亡。而距事发工厂数百米的另一个玻璃厂里，还有十多名童工在辛苦劳作(新华社9月21日报道)。

　　悲情的童工之死再次唤醒了公众对童工的关注。早在1991年4月，国务院就已颁布《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具体列明了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可见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缺位，然而童工的泛滥并未有被遏止的迹象，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在市场经济培育过程中的转型期，物欲的刺激，坍塌的道德规制，低廉的违法成本，无一不在诱使着新时代的“资本家”们。从务工方来说，我们却不能不正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业已曝光的童工案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成为童工并非源于雇主的威逼或胁迫———逼迫恰恰主要来自他们的家庭，更准确地说来自于极度贫困的生活。5年前，小辉栋的父亲因白血病去世，家中欠下7万元债务。去年，小辉栋的哥哥考上了一所中专，每年学费加食宿等费用至少需4000多元。于是，小辉栋刚上初一就辍学去做工。不幸的家庭虽然各有各不同，但贫困家庭里的孩子多数都无法逃脱“辍学———务工”的相同命运。童工的屡禁不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家教育体制在挽救失学儿童上的尴尬处境，并非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事实上剥夺了许多贫困家庭的儿童上学的权利。对于那些读不起书而不是不愿读书的孩子们来说，不务工还能做些什么呢？

　　童工小辉栋之死再次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思考者反思监管机制的失效固然是遏制童工的应有之义。然而仅仅将童工现象归咎于资本的肮脏或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却远远不够。

　　很显然，童工的泛滥与贫穷相依相存，减少、进而杜绝童工，就必须先逐步消弭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真正推动免费义务教育的实现。针对雇工方的执法固然要加强，针对务工方的制度关怀更应及时推进。如果不能从务工方这个源头上去消灭“童工”滋生的土壤，那么即便我们有很完善的执法，这些从工厂里被“解救”出来的孩子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又该何去何从？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