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坛“歪风”暴露学界丑陋

　　周末漫笔

　　闵良臣

　　并不否认，多年来，中国学界的一些正直、有识之士一直希望和呼唤能开展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这批评不管出自何人之口，也不管来自界内界外，只要有理有据，哪怕就是尖

锐些，我们也还是应该允许人家把话说出来，并且要抱着欢迎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希望归希望，呼唤归呼唤，这样一种近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至今没有见到。有时想，学界的宽松局面至今不能令人满意，除了社会的缘故，除了时代的原因，还有一些，不能不说是学界一些人自身的“孽障”在作怪。

　　没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说是惹学界外的人耻笑，也并非学界缺乏正直之士，更不能由此证明学界中人都是但求无过，明哲保身。而是只要一有人站出来批评，哪怕确实需要这种批评，也还是会立即遭到学界中一些人的指责甚至围攻，让其他也想站起来进行批评的人不能不掂量掂量自己，甚至会害怕起来。眼下就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说事情的起始是这样的:今年是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而这本文学名著的中译本已多达一二十种。在这些译者中，有北京某高校西班牙语系教授董燕生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董教授大胆地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于是，学界顿掀轩然大波。8月26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在头版刊登报道，肩题是:杨绛译《堂吉诃德》被当“反面教材”；正题是:众译家据理驳斥译坛歪风。“众译家”当属学界中人，学界中人对来自学界的批评“据理驳斥”完全正常。怕就怕不是“据理”，而是“围攻”。有一位“劳伦斯学者”的翻译家驳斥得可怕，他认为:“作为一个译者，董燕生怎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是不公平竞争！作为一名教授，他这样是滥用国家给他在公共讲坛上传授知识的权利。在法律或学术界没有普遍认可和裁定的情况下，怎么能在课堂上私自给杨绛译本定性，而且是给一个有竞争的译本定性？这是滥用教师的职权，是一种学术腐败。”

　　照这位“劳伦斯学者”的驳斥，董教授在班上对自己的学生说了那样几句话后就成了“一种学术腐败”，我真不知是谁又赋予了这位“劳伦斯学者”这么大的权力。只是觉得这种“驳斥”别人的话用在驳斥者自己身上倒是更合适一些。此外，我实在不明白，董教授固然是一位译者，但译者为何就不能同时是一个读者呢？

　　好在杨绛先生赶紧出来说了话，并且是又据理替董先生“驳斥”了那些驳斥董教授的学者们。杨绛先生不是接受采访，而是为此写了一篇小文章，题为《不要小题大做》。她在这篇文章中说:“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说不上‘歪风’。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他‘不畏前辈权威’，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不是歪风。”还说，“董先生要把我的译文‘当反面教材’云云，引起了李景端先生的误解，他评董先生的文章里，把‘反面教材’夸大了，说成是‘文革’时的语言。”(见9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我不知道那些“据理驳斥”的这学者那学者，当然还有“资深出版人”、“外文所研究员”是什么滋味。若用句民间百姓的话说，只能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杨绛在文章末尾除了“希望化‘误解’为‘了解’”外，还“真心诚意地声明:我是一个很虚心的译者，对自己的译文一改再改，总觉得不好。希望专家行家们多多指教。”

　　那些所谓“据理驳斥”董教授的资深出版人、外文所研究员、歌德学者、劳伦斯学者们等等为何就不能也像杨绛先生这样谦虚一点呢？须知:谦虚即是美德，学霸不免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