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恶性侵权事件的“潜台词”

　　连日来，新华社已连续播发了几条关于农民工的报道：《童工之死：山西祁县玻璃行业非法雇用童工问题调查》、《千万别漠视农民工的基本愿望》……9月23日的报道，再次披露两起农民工惨剧：哈尔滨市的两名农民工为讨欠薪，一人自焚，另一人在自焚的同时烧伤了工头。

　　有关官员以及专家学者一再强调，为讨欠薪而采取过激行为是不可取的，这不仅无

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遭遇危险。然而，人们在面对这一“真理式”回答的同时，也难免提出疑问：为什么在各地各级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的情况下，农民工被侵权问题仍然时有发生？

　　来自各有关部门的信息显示，有关方面的治理不可谓不努力：从“一票否决”驱逐市场到严查严罚力度的加大，从领导的重视到欠薪企业预警制度的出台……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痼疾”的顽固本性。

　　专家指出，农民工的权益被侵害，固然要指责“黑心老板”，但更根本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维权制度体系。目前，虽然各地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我国还尚未在整体上真正建立起欠薪预警制度。在发生恶性事件的地方，欠薪预警机制实际上处于失灵状态。

　　更为严重的是，在侵害农民工权益事件发生后，他们的“维权路径”并非坦途。尽管各地已出台一系列相关措施，但却在维权制度体系之中缺乏协调机制，一些部门仍习惯于“单打独斗”，甚至互相推诿。

　　“平时政府部门开会，劳动的、司法的、工会的，都能捧出厚厚的材料说明自己是如何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但悲剧还是发生了。”南京市总工会主席陈四明说，全社会、各个职能部门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要形成完整的有机系统，不能互相扯皮。要让农民工找到一个部门就等于找到所有部门。

　　“我们需要刚性制度下的合力与执行力，而不仅仅是口号、道义与勇气。”北京市民钟林认为，“风暴式”集中追讨很可能造成前清后欠的滚动拖欠。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包括事前的预警乃至防范系统，以及侵权发生后各个部门的协调运作。而在这方面，我们仍显得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