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实和求新：复旦精神的一端

　　我是在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而从一所私立大学进入复旦大学的。这虽然已是53年以前的事了，但在复旦的百年历程中却已处于前一个50年的尾声。所以，我所切身感受到的复旦精神是否在复旦建校之初就已形成，实在不敢遽下定论。然而，一种精神绝不会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必然有一个从发端、演进到兴盛的过程，我从1952年以来所体会到的复旦精神恐怕正是原就存在的复旦精神的发扬光大。

　　复旦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如要加以表达，真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之感。我在这里只能就其中的一点———踏实而求新的学风———谈谈我的感受。我所引以为证的只是以中文系为主体的中文学科的情况，但我相信复旦的其他学科同样如此。

　　所谓踏实，不但是要扎实地掌握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已有的、必须的知识，而且要扎实地学习和理解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已经出现的新的、必须的理论和学说。因为

　　以上世纪50年代以来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朱东润先生来说，他的学术道路就具有这样的特色。他在青年时期先师从唐文治先生学古文，认真而刻苦；其后到英国去

　　朱先生的这种学术特色，也见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文系其他几位名教授身上。在他们的协同努力下，对学生和青年教师也都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培养的。当时，无论对学生或青年教师，都要求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著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名著原书。不读原著而只看“名家”所写的时髦之作是被大家所诽笑的。与此同时，大力提倡独立思考，开阔视野，注重创新；反对人云亦云而缺乏真知灼见的学风。在这方面，教授们是以身作则的。蒋天枢先生、朱东润先生等从来就不写学术大批判的文章和其他的应景文字。至于贾植芳先生在学术上坚持原则、置个人祸福于不顾的精神，更是后生的楷模。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正是在文艺理论上坚持创新，希望与他的同道一起摆脱束缚文艺创作的条条框框。在这种踏实与求新的学风的引导下，中文系的教授们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半期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也培养了许多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尽管从60年代后半期起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传统又恢复了。

　　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教师也已基本退休，“文革”以后才入大学的教师共同在支撑着复旦的中文系。而他们的学风仍然是踏实与求新。他们所追求的是对学术前辈（包括自己的老师）的超越，要发前人之所未发，因为他们理解，学术是只有在不断的前进中才有生命和活力的。所以，他们从不抱残守阙，也从不慨叹今不如昔。他们只是抱着求新的信念，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进。而更其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以踏实与求新的学风培养自己的学生。举例言之，中文系正在为本科学生开设古代经典导读课程，要他们阅读中国古代的文史名著原书；并与校内的兄弟单位创建了新的二级学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要打破长期以来把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割裂开来研究的格局，把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审察，那有可能把中国文学的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境界。

　　（作者为著名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章培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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