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民京城捡垃圾成百万富翁

　　Ｎ据《财经时报》

　　外地人进京捡垃圾谋生大体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如今已发展到近10万人。其中，来自四川的约5万人，河南接近2万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如果把北京捡垃圾的人统称为“丐帮”的话，那么，从四川到北京的农民杜茂洲当

之无愧称得上是“帮主”。他现在的正式身份是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公司董事长。

　　垃圾，让他从15年前月收入不到20元钱的农民，变成了今天拥有私家车及专职司机，个人资产早超过百万，统领着北京的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各区县，以及石家庄市垃圾“地盘”的传奇人物。

　　在“节约型社会”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他曾于8月份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的采访，这更给他身上罩上了一层光环。

　　垃圾改变命运

　　来北京捡垃圾之前，杜茂洲曾在四川巴中老家当过几年的小学代课教师，修理过无线电，养过猪，但都收入甚微。没有办法，他只能只身前往北京谋生。后来，他发现没有被人注意的都市垃圾，可以成为生财之道。

　　在北京朝阳区的焦庄垃圾场，他成为了一名拾荒者。在1990年，他最高一天能赚到30多元，这相当于他在老家一个月的工钱。从此，他开始成天游荡在北京各大垃圾场，月收入超过了千元，这相当于其老家收入的几十倍。

　　经过一段时间，细心的杜茂洲总结出了一些拾荒的经验。譬如，在北京市区中心地方的高消费人群里，垃圾的含金量就比较高，大到国家战略物资(钢铁、煤炭、石油、橡胶)小到纽扣药片，甚至在垃圾桶里，还能找到一次都没有穿过的新衣服。他说，运气好一点的，连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都能捡到。

　　那时候每逢国家有大型的建设项目，杜茂洲便很兴奋，因为这能让他回收到一些诸如铁管、钢管、橡胶等“重要物资”，而且70%是从国外进口的，具有很高的利润。

　　由于能吃苦，勤劳肯干，没过几年，他就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捡垃圾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当上了老板，而且有了自己的小车。这一切，都是他最初没想到的。

　　他的弟弟杜茂献，曾经也是京城“垃圾大王”，后来，“转战”至苏州、成都，在苏州市吴中区承包垃圾场，接下来又承包了成都长安垃圾处理场的垃圾处理业务。

　　分工合作寻发展

　　尝到甜头的杜茂洲似乎并不满足于过上温饱的生活，他每次回四川老家时，都会带一大帮家乡的人到北京捡垃圾。而他本人的身份则由原来的拾荒者变成了承包者和销售商，因为他手上握有政府与垃圾回收处理的双重资源。

　　2001年，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白色污染的问题，投入了很大的资金，昌平区政府甚至花了300多万元来召集全区村民、市民解决白色污染的问题。看到这个情况，杜茂洲对昌平区政府说，“不要你们花一分钱，我们就能把你们的白色污染除掉。”于是，他带领自己手下的“拾荒族”，很快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随着垃圾品种的日益繁多，杜茂洲给自己手下的“拾荒族”分成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

　　杜茂洲先是把这些垃圾统一堆放，然后进行细分，垃圾经专人集中分类之后，再分开堆放，等凑足一车之后拉走。譬如，金属运往河北唐山或霸县的炼钢厂；玻璃直接运往邯郸玻璃厂，全部造成门窗玻璃；塑料运往河北文安，而纸类则运往河北保定的造纸厂。

　　从垃圾的捡拾、回收、分类，形成了一条复杂的产业链，而杜茂洲则处在中间环节，“承上启下”，得利不菲。

　　不过，随着政府对再生利用、循环经济的重视，再加上现代节约观念的普及与越来越多的同行竞争。现在杜茂洲所带领的“垃圾大军”已无法那么轻易捡到金、银、铜、铁了。他说，现在一吨垃圾“也就是赚20多块钱”。

　　进军垃圾产业

　　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最大价值，杜茂洲认为，垃圾中的可利用资源分得越细，回收的厂家给的钱就越多，这就说明像玻璃、金属、塑料等可回收资源的价值可以进一步开发，在这时，他萌发了办塑料加工厂的想法。

　　办工厂需要技术，由于他教过书，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为了学到技术，他全国到处跑，听说哪儿有先进经验，他便前去拜访，起码有好几十家。同时，为了让自己加工的产品打开销路，他带着公司里几个主要管理层，拿着产品，四处发名片。

　　后来，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与自己的推销，他以垃圾作为回收资源的产品逐渐打开了销路。他的人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他也试图把一群散落于北京各个角落的“拾荒族”纳入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垃圾大王”的背后“军师”

　　杜氏兄弟是“垃圾大王”，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智囊”，这个智囊名字叫王惟平。

　　提供政策支持

　　王惟平是垃圾对策专家，1996年，王惟平开始利用双休日跟随杜氏兄弟捡垃圾、运垃圾、卖垃圾、加工垃圾。

　　9个月后，他在自己调查分析报告上写道：“外地人进京捡垃圾谋生大体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如今已发展到8.2万多人……从专业分工角度，8.2万人中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散布在城乡接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他的调查报告最终的结论是：“拾荒大军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理论可信可行可推广的实践者。”正是有了他的这个研究结论，才给杜氏兄弟的生存空间提供和争取了一个良好的政策支持。

　　利弊共存

　　身为国家政府官员与垃圾对策专家的王惟平，他必须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通过他对“拾荒族”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利弊共存，无序蔓延”。

　　“北京一年产生的垃圾大约是400多万吨”，按照推算，北京市一年要为处理垃圾花去７个亿左右，这还不包括如买垃圾车、修建垃圾厂、油钱、工人薪水等固定投资。这是王惟平关于在利益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在杜茂洲等人的带领下，每年可以减少逾150万吨的垃圾量与政府对垃圾处理2.1亿多元的费用支出。同时，还能节约资源，解决就业。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与“拾荒族”之间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弊端则是治安，卫生防疫，在垃圾运输、交易、加工过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据王惟平的统计，在“垃圾大军”里，有72%曾患有传染性肝炎……

　　设计三个步骤

　　“拾荒族”也有自己的“江湖”，随着捡垃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体，抢夺地盘，偷公共财物，给城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综合各种因素，王惟平才督促杜茂洲、杜茂献成立公司，这样一来，既方便政府管理，又有利于“拾荒族”放心大胆地去捡拾城市垃圾。

　　如何进行“兴利除弊”是王惟平一直思考的问题，对此，他一共设计了三个步骤：第一，建立拾荒组织(公司)；第二，成立行业协会；第三，进行国家立法。而成立拾荒组织或公司只是他“兴利除弊”的第一个步骤，目前正在步入成立行业协会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