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武汉襄樊晚报：我是谁背后的百万家庭寻亲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5日18:01 郑州晚报 | |||||||||
|
核心提示：6年前因为癫痫病复发的一段历程，令她对过往的一切都失去了记忆，除了口中反复不断的“襄樊(音)”、‘红彩(音)’两个记忆深刻的词语外，其他的她一无所知(见9月22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癫痫病醒来她忘了自己是谁》)。6月23日，郑州晚报、武汉晚报、襄樊晚报三地媒体正式联动帮苦命女子寻找亲人。事实上，或被拐、或走失、或被遗弃而不知道“我是谁”的不止“金巧妈”一人，在河南省洛阳市残疾人张大勇所办的切尼斯中国寻人110网上，就有4000余条寻亲信息，但寻亲成功的仅有200人，不足5%。另据了解， 残疾人张大勇和他的寻人网站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时候的女教师蔡芸芸先生。 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右嘴角边有榆钱大小的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她从来不打骂我们。” 对这段话大多数人不陌生，这就是著名作家魏巍先生笔下《我的老师》中的蔡芸芸老师，而洛阳这位办免费寻人网站的残疾人张大勇，就是蔡芸芸的外孙。 张大勇1965年出生于偃师市诸葛镇一个小村子里，由于外婆的缘故，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11岁那年，张大勇随父亲来到洛阳，当时的张大勇学习很刻苦，成绩也非常优秀。但身体一直不好，在考入高中前，就曾因病休过3次学。1982年时，刚刚考入洛阳一高不久的张大勇因为疾病再次离开校园。 1991年7月19日，自幼多病的他又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颈椎、脊椎、双膝、双胯等30多节关节完全强直，整个身体僵硬得像铁板，被定为一级残疾，生活空间被限制在了一张床上，并且只能躺着。 最早有帮助别人寻人的想法是从1996年开始的，在那年的上半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了一个家庭寻找孩子的报道，这个报道对张大勇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以后，张大勇就特别留心报纸上的寻人启事。 1999年时，他又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人建了一个寻人的网站，免费帮助寻找亲人。他便也有了建寻人网站的想法。首先他用了大半年时间搜集了一批关于寻人的资料，对容易丢失的人进行了一番统计分析。 2000年时，张大勇的弟弟刚刚下岗，张大勇因为无法活动，便有了让弟弟具体操作网站的想法。当时，电脑普及率还很低，张大勇的弟弟自学了一年，最终学会了发电子邮件和制作网页。 因为家里没有电脑，只好到网吧里去制作网页，张大勇的弟弟几乎跑遍了洛阳市的200家网吧，也没有找到安装有制作网页软件的网吧，最后经过和一网吧老板协商，才在网吧一台电脑上安装了制作软件。2001年2月的一天，在弟弟的大力协作下，张大勇的切尼斯中国寻人110网正式开通。2001年10月，获知张大勇事迹的洛阳市残联为张大勇购置了一台电脑，网站的“办公”地点也从网吧搬到了家里。 张大勇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寻人网站已不止他一家，另外还有华夏寻人网、中国110寻人网、全国寻人网、天天寻人网等至少数十家寻人网站，都在帮助那些丢失亲人的人。 每年有近百万家庭在寻找亲人 张大勇是洛阳市的一位残疾人，自从2001年2月开始建立寻人网站以来，已经有4000人找到他，在他的网站上寻找亲人。 张大勇说：“这4000人数字和全国每年丢失的人口相比还是非常少的，据报道，2004年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首次跨越2亿人次大关，并以每年新增1000万人次的速度增加。一方面交通便利、流动人口增加导致丢失人口增加；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紧张，工作学习竞争压力增大，导致离家离校出走人员增多，再加上老人、小孩的走失迷失、不法分子拐卖妇女儿童、黑心老板非法雇工，中国的寻人家庭越来越多。上海警方接到的寻人家庭报案数量5年翻了一番，2004年，并首次突破1万人大关。依此类推，中国每年有近百万家庭在为寻找亲人奔波苦恼。” 朱红翠就是众多不知道“我是谁”中的一位，她不确定自己的原籍，也弄不清自己的真实年龄。她估计自己的原籍在北京，年龄大约三十一二岁，她还知道妈妈的名字叫刘尚娴。 朱红翠想弄清“我是谁”的想法是从观看中央电视台的一场晚会开始的，当节目主持人倪萍把王芳的扮演者刘尚娴女士介绍给观众时，朱红翠看着她熟悉的名字，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 朱红翠说，她在四五岁时，爸爸因公出事，妈妈知道后就病倒了，姨姨带她乘车途经河南滑县道口镇时，指着公厕前面一个拾煤的女孩说：“快看，长得多像你”车子停下来，姨姨进了公厕，朱红翠走到女孩面前，帮女孩拾煤，女孩身旁的牛猛地踢中了朱红翠的额头，血立即流了满脸，周围的群众赶忙把她抱走包扎伤口，等她再赶回公厕时，姨姨已经带着拾煤的小女孩走了。等朱红翠回到北京，妈妈已不在剧团上班，因病住进北戴河疗养院。因疗养院规定不能带家属，朱红翠只好住进了奶奶家，但住不习惯，就一个人又回到道口。回来后，街上的人纷纷问我：“朱家的三妞儿丢了，你是不是？”我说我是“三妞儿”，从此阴差阳错长大成人。 现在朱红翠已拥有幸福的三口之家，身体一直不好，倍加思念儿时疼爱她的母亲，“刘尚娴”这3个字刻骨铭心，是因为儿时最先学写的就是这几个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娴”字学会，所以印象特深，父亲的名字因为没有来得及学，就发生了许多变故，现在已经说不清了。她现在就想能找到刘尚娴妈妈，叙叙思念之情。 丢失后找到亲人者不足5% 张大勇说，以河南为例，丢失人口的数量也在增加。所丢失的人大致有几种，一种是儿童，另外是患有痴呆、精神障碍、失忆症者以及被拐骗的少女等。而人一旦丢失，找到亲人的比例就比较低，在张大勇办寻人网站的4年中，网站上共发布有4000余人丢失的资料，可找到的却只有200人，不到5%。 人丢失后为什么找回就如此困难？张大勇分析说，从儿童丢失来说，目前一些贩卖婴儿及儿童的犯罪团伙大多是跨省作案，中国这么大，光靠丢失者家人的力量，找到亲人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另外，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貌变化非常大，如果几年不见，即使打个照面，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再说儿童对家人及其家乡的印象也较浅，即使婴儿和儿童被解救，能回到亲人身边的可能性也比较渺茫。 张大勇说，就在9月22日，还有两个人找到他，让他帮助寻找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位孩子是于今年5月26日被别人抱走的。当时孩子的奶奶正抱着孩子在街上玩，忽然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冲过来，用砖头猛击老人的头部，老人当即昏倒，那名年轻人从老人手中抢过孩子，乘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家人很快报了警，并到处寻找，可几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任何消息。 按照张大勇的分析，这名孩子已经贩卖到外省，如果单纯靠几个人的力量，找回孩子已经不太可能。 “寻人银行”下的寻人新途径 在切尼斯中国寻人110网的首页上，有一个“寻人银行”栏目特别引人注目。张大勇认为，这是他为了增加寻人成功率，实施的一项创造性的举措，在全国属于首例。 张大勇说，从现有寻人手段来看，若亲人失散时间不长以当地寻找为主，可通过向110报案，在当地媒体上发布寻人启事，动员整个家族和所有的亲戚朋友拉网式排查等方法，一般效果都会很好。但是，异地寻人特别是跨省寻人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太需要社会帮助了。 为了增大寻亲成功率，张大勇也曾设想建立全国性的寻人志愿服务网络，在全国征募一批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好心人，给寻人家庭提供帮助，举手之劳传递一条条寻人的信息或线索。当时响应者很多，但实际效果并不太好，这些志愿者们一旦有自己的事，就把寻人的事情丢到一边了。 今年，张大勇又有了创办全国性寻人银行的想法，并已经开始实施。他在网站上描述参加寻人银行的条件时说：你必须是寻人家庭，你必须首先付出爱心才能提出求助，就像去银行必须先存款才能获取利息一样。如果你帮助别人找到了亲人，那么你在寻人银行可以得到终身服务，直到你的亲人也被找到为止。这里说的帮助可以是一个电话、一条信息，也可以是一次探访或一次查看。 “我想通过寻人银行把全国寻人家庭团结成一个寻人大家庭，每个寻人家庭掌握的信息和线索再通过我的寻人数据库交流展示。如果全国668个城市2500个县，每个城市都有8～10个家庭参加，每个县都有3～5个家庭参加，就可以在全国构筑起一个强有力的寻人网络，到那时面向全国寻人就容易多了。”张大勇介绍，目前参加寻人银行的人已经有上千人，遍及全国各个省份。 能否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 张大勇认为，IT时代的寻人需要突破，根本的问题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寻人信息收集机制，建立两个全国性的寻人数据库：一个是寻人数据库，一个是无名尸数据库。“如果把全国的110、120、救助站、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火化场、儿童救助中心、寺院这8类涉及寻人部门的相关信息收集起来，就能很好解决IT时代的寻人问题，一家奔波数省的传统寻亲方法就可以结束。现在信息的发布不是个问题，关键是信息的收集。如果个人收集信息难度肯定太大，如果国家做就很简单，只需要对现有的资源简单地进行一下整合就行了。” 张大勇还说，目前对于寻人来说，公安部门不是太积极，主要原因是缺乏关于寻人方面的激励机制，公安人员花费很大工夫，为别人寻找到了亲人，但没有什么奖励，所以积极性也不高。另外，公安部门在寻人经费上也很紧张。他说，有一次他和某省打击拐卖人口部门人员进行交流时，对方告诉他，该部门明明知道在该辖区内有许多被拐卖的人口，但打拐经费每年就那么多，解救或寻找几个人就花完了，其他即使有寻亲的线索，由于没有经费，也无法去帮助寻找。所以公安部门应该在寻人上制定一套激励机制，并在经费上给予保证。(郑州晚报记者 张锡磊 文/图)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