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奢市东移”

　　来自国内外的信息显示：全球奢侈品市场正从英法美等发达国家加速向中国转移。据高盛公司报告，2004年国人购买奢侈品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2%，且加紧渗透，大有“东征”之势。

　　奢侈与“人讲品位，物讲品牌”不同，是一种无益、无度的炫耀性消费。中国刚刚崛起，还在厉行节约、艰苦奋斗，莫非跃入了奢侈品消费时代？然而，事实是中国不仅成了国际商家必争之地，而且已拥有了路易·威登和古奇的第四、第五大客户群。经销古董表（单价5000余万元）的“江诗丹顿”在中国14座城市开办专卖店，每店月销20余件，许多顾客拎着一箱箱现金前往选购，场面“令人咋舌”。宾利一款1200万元顶级轿车，在华销量世界第一；劳斯莱斯一款585万元“幻影”系列名车，去年四个月即销出10辆。美国一家周刊评论说，标榜世界最高级的法国高级时装价格昂贵，但现实生活中几无实用价值，都快死亡了。数据证明，上世纪50年代还有高级顾客2万人，70年代已减至5000人，现今仅剩2000人左右。但在中国却盛况空前，人称“绝对不亚于日本，有朝一日将超过日本”。这种“奢市东移”现象，怎不令人纳闷、深思？

　　据中国社科院调查，热衷于奢侈品的，不过是1万名资产超千万元的企业家与20多万百万富翁。但基础人群则要大得多，他们是大都市年龄在二、三十岁的年轻消费者，其中不乏“敢用明天的钱来享受”和“不为负债消费而担忧”的工薪收入者，尽管他们收入并不丰，家境也不富裕。譬如在上海工作的女孩，月薪不过两三千元，但她们甘愿花半年工资去专卖店购一款路易·威登的包，然后去挤公共汽车，出入社交场合，给人以新富人“掼派头”的感觉，甚至被戏称为“包法利夫人”。至于西方国家“奢品东征”，导致国人多少真金白银外流，目前尚无资料可考。然而据香港文汇报称，现今北京、上海两大都市居民的家庭负债率已高于欧美国家。诚然，这其中必有相当部分属购房、教育之债，但耗费奢市之债也绝非小数。鉴此，已有不少有识之士频频呼吁国人提高警惕，万勿上当。

　　某些舆论不惜提出西方学者桑巴特理论，侈谈什么“正是奢侈造就了资本主义”，把奢侈当作“经济驱动力”。据说理由有三：一是它具有“创造市场的功能”，当社会生产规模超过人们基本需求时，它便能刺激消费和生产；二是“技术革新的发动机”；三是创造就业机会。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对封建统治者奢侈糜烂的生活并不陌生，其穷奢极欲毫不逊于西欧宫廷贵族。如魏晋时期，王恺用饴糖刷锅，石崇以蜡烛当柴，王恺以两尺高珊瑚树向石崇炫耀，石崇不惜甩手将其击碎，然后搬出几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来作为赔偿。到了晚清，慈禧太后更是奢侈至极。她活着骄奢淫逸不说，死后还在棺材垫褥中镶嵌珍珠12604粒，宝石、白玉300多块。按桑氏理论，已不亚于西方的东方奢侈，岂非早就造就了资本主义？事实上西欧学者马克斯·韦伯早就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认为，主张克俭节约的基督教新教义在资本主义伦理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即为人们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和科技进步提供了理性精神；而奢侈只会破坏人类节俭美德，糟蹋社会财富。诚如中国古训所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奢市东移”分明与我们当前创建节约型城市、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期盼国人，要警惕啊！

　　徐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