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教科书 称中方进行反日教育

　　本报记者王冲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困扰日本和邻国关系的一个症结。今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扶桑社出版的美化侵略的《新历史教科书》后，引发中国、韩国政府以及两国民间的抗议。转眼半年过去，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已经进入部分学校的课堂。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已经着手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企图将教科书问题变成“针尖对麦芒”的斗争。

　　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教科书

　　9月6日，日本外务省报道官鹿取克章在位于东京的外务省办公楼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教科书已经被翻译成日语。“教科书属于你们国内的问题，但是舆论关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研究，今后要继续研究和学习，彼此研究对方的教科书不是坏事。”他说。

　　鹿取报道官所说的对中国教科书的研究其实早已开始。今年4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就指责中国在进行所谓的“反日教育”。他在日本广播协会(NHK)的节目中表示，日本政府准备在调查的基础上，要求中国“修改反日色彩浓厚的历史教科书”。他说，中国和韩国的教科书都是由国家拟订的，历史教科书只有一个版本，这“非常不合理”，在经过彻底审查后，东京将正式告知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看法。

　　日本外务省另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外务省中国课正组织有关人员研究中国的历史教科书，2005年年底可能会有结果。

　　日本具体研究中国教科书的哪一部分？会提出哪些问题？日本官员没有作更多解释。据记者了解，在日本国内史学界，一直对

　　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听了日本调查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事后哑然失笑，他说：“这种做法于事无补。退一万步讲，即使证明中国教科书存在问题，也不能证明扶桑社版教科书正确。”

　　日本政府为右翼教科书辩护

　　日本政府审定通过右翼教科书，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国民的感情，也影响了日本与邻国的关系，日本政府对此非常清楚，因而除了调查对方教科书，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解释和说明。

　　9月5日至13日，记者应日本驻华大使馆邀请访日，采访了日本外务省、文部科学省相关负责人。记者发现，日本政府对教科书以及相关历史问题的辩护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第一，日本是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外务省报道官鹿取克章说：“日本是民主国家，国民存在多种想法，日本战后体制是反省战争、尊重自由。”

　　但是，言论自由不能违背正义和真实的原则。在同样是民主国家的德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支持和发表同情纳粹的言论违法，因而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美化侵略的事情难以发生。对此，鹿取报道官未予评价，他强调村山富市首相、小泉首相已经先后就历史问题进行了道歉。据介绍，鹿取曾经在德国工作多年，是“德国问题专家”。

　　第二，最近两年所有教科书都通过了审定，言外之意，不能单独对扶桑社的教科书予以否定。日本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教科书课课长山下和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3年和2004年送审的教科书没有不合格的。2002年一共有319本教科书提出申请，其中313本合格，6本不合格，其中一本是国语，一本是理科课本，另外几本是外语类，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水平低、错误多。”他强调，文部省对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提出了124处修改意见。“那么，就扶桑社历史教科书本身来看，它到底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不妥的地方呢？”记者追问道。“我们实行的是审定制度，所以大家把教科书的认识等同于日本政府的认识。由于民主，各种意见不能完全一致，”山下和茂想了想说，“扶桑社的教科书狭义上来说不好，但广义上来说还算恰当。”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日本官员都是以程序合法来解释和说明，无论如何追问，没有官员公开说扶桑社的教科书是真实的、正确合理的。

　　第三，右翼教科书使用人数少，中国媒体夸大了它的影响力。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官千叶明在和记者聊天时说，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使用率仅为0.4%，言外之意是说外界夸大了这本书的影响。有趣的是，今年3月，他告诉访日的中国记者：“扶桑社版教科书在日本大约有1300个学生使用，约占总数的0.03%。”5个月的时间使用率提高如此之快，令人吃惊！

　　中国部分国民误以为日本人都使用右翼历史教科书，事实确实并不如此。但危险在于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已经通过了审定，而且使用率在迅速升高。按照扶桑社的目标，他们预计市场占有率将达到10%，届时右翼美化侵略的思想会严重误人子弟。

　　第四，教科书的选择权在地方教育委员会和私立中学。在大阪府高枧市教育委员会采访时记者发现，教育委员会采用教科书的标准是资料图画丰富，如果一本书很厚，文章特别多，就会导致教学困难而不采用。这样看来，历史观是否正确、是否美化侵略战争不是选择的标准，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很可能凭借图文优势而提高使用率。

　　日本外务省把各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的近代部分翻译成中文、韩文和英文，放到互联网上。日本认为，中国人是由于对日本历史教科书了解不够才产生“误解”，鹿取报道官说，教科书上网后只有香港媒体进行了报道，中国大陆和韩国的媒体都没有进行报道。

　　记者查阅日本教科书内容网站，网站中文版首页写道：“为更好地了解日本，我们将在这个网页上刊登从2006年4月开始使用经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审批合格的中学社会教科书历史部分中的‘近代’以及‘现代’部分的中文文本。我们期望这项工作能够帮助读者对日本，以及对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的历史加深理解。”上网的有8本通过日本政府审定的历史教科书，饱受批评的扶桑社教科书位于网页的右下角。

　　教科书之争向何处去

　　日本由守转攻，也意味着中日之间的历史教科书之争会更加复杂，两国政府、民间学者都在想方设法来解决这个困扰中日关系的难题。

　　4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访华时提议，为了修补两国关系，中日应共同展开研究，对双边历史进行解读。5月7日，中日两国外长在亚洲外长会议上达成共识，在历史问题上将成立一个由双方人员组成的联合小组来共同研究，这一联合小组的模式在今年年底前确定。

　　据了解，牵头者为两国外交机构，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据山下和茂介绍，如果进行共同研究，文部省决定日方专家人选。“历史是学术，不宜政府介入。”他说。

　　有学者表示，共同研究值得肯定，但中间肯定会有很多摩擦和不同意见，对结果不可期望过高。

　　其实，合作编写教科书在民间已有过尝试。5月，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写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作为副教材在日本发行。读本运用多幅照片及约15万字记录了1840年至1945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方执笔人步平研究员认为，这本书不可能通过日本文部省审定，只能作为副教材。在日本，副教材相当于课外读物，不需文部省审定。 本报北京9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