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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财政增收重奖县领导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去年财政收入差不多翻了一番，按照该识关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财政性措施的意见》中“对财政税收任务完成好的县级领导班子进行奖励”的规定，该县县领导获得200万元重奖，从县委到纪委五套班子领导30多人人均获奖5万多元。当地有关领导表示，这种奖励极大地调动了县委书记、县长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

　　直评为何偏偏选择“最有利官员”的激励

　　一些媒体上质疑声一片：鼓励发展县域经济，让领导自己给自己发巨额奖金，这是什么样的“激励政策”？公共财政政策慷的又是何人之慨？难道振兴经济不是官员的本职工作？

　　以鼓励发展县域经济的名义重奖官员，显然，名利双收的官员是这种政策的最大受惠者。笔者对此很困惑：鼓励发展经济的制度化途径有很多，从给优惠政策到下放权力，从政绩考核的安排到调动百姓致富热情，还有税收、引资方面的安排等等，可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为何偏偏选择了“重奖领导”这种对官员最有利的激励路径？

　　以超常政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超常不能超越公共理性。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刚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排出了中国最富十强县的座次，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包揽了十强。仔细分析这些强县的经济发展轨迹，从昆山到顺德，从江阴到绍兴，哪一个县是靠“重奖领导”发展起来的？又有哪一个县的官员因为未得到重奖而撂挑子不发展经济了？

　　众多方式中偏偏选择了“最有利于官员利益”这个激励途径，这暴露出一些地方在政策安排中的自利倾向：政策制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想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总把自己和自己阶层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把本职工作当做额外付出———从公车改革到廉政退休金，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政策自利”的影子。

　　胡锦涛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都强调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可“经济有点发展了先想到重奖官员”，这是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9月25日文/曹林

　　辨析国家税收不能“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据称，所谓激励型财政政策，是对粤东、粤北等地县域经济落后、发展动力不足的县份，将省财政转移支付和县(市)财政增收挂钩，对财政税收任务完成好的县，“由省财政按其上划‘四税’增量返还奖励额的50%给予奖励，其中奖励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这一名为“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首先就有一个辩证法的问题。诚然，县域经济发展快、财政任务完成好，县政府及县级领导班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发展的动力是千千万万的劳动大众，税收的来源是市场和经济主体，用纳税人创造的税收去“激励”本应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地方政府，用一整个县份奋斗而来的“增长”去奖赏“班子”之内的班子成员，广东的激励政策是否形而上学？再说，以收多收少、超多超少来权衡官员的“勤”与“懒”未免失之偏颇，这种不究经济发展状况、只认税收增加的“勤奋激励”岂不是太可怕？

　　税收的职能作用在我国有一个通俗而切实的说法，那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么说来广东的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了。国家税收取之于社会公众的劳动成果，税收支撑着国家的运转和社会稳定，并憧憬着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税收在国家财政分配过程中所支付给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其实质是纳税人向政府购买服务。如果在纳税人购买的范围之外更有政府官员的“另有所获”，税收政策便从“用之于民”蜕变为“用之于官”，违背了其根本宗旨，纳税人答应不答应这样的“激励”？

　　一旦这一“用之于官”的激励机制付诸实践，弄虚作假、虚列收入的“伪发展”现象会进一步演化；涸泽而渔、不予而取或少予多取的地方财政经营短视行为将会加剧；不切实际、扩张投资的地方政绩工程将会愈演愈烈。这种用之于官的税收分配实在不妥。

　　摘编自《燕赵都市报》9月23日文/王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