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部长魅力集体曝光疾恶如仇奉命于危难(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7日15:36 青岛新闻网

图：李毅中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图片提供：CCTV)

　　部长有事

　　这是过去数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一群政府部长或副部长们以个性十足的方式，不约而同地集体出场，频密地被媒体聚焦于公众面前，并以非常个性化的发言成为中国老百姓日常的谈资。而部长们的一举一动，不仅彰显着自身的魅力，也深刻影响着他们各自主管领域的现状和未来。

　　在“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时代注解下，2005年，民生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其中教育、环保、安全、对外贸易、医疗卫生等话题像火山一样集中爆发，矛盾日益凸显。

　　主管官员或被动或主动地坐上了火山口，在接受烈焰炙烤的同时，他们开始向积弊多年的沉疴开刀，希冀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们的努力，无形中也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充满正义、思维敏捷、疾恶如仇，是这些个性部长们的共同特征，这既是他们自身的性格使然，又可能或多或少与他们中多数人出生的那个时代有关。同样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家安监总局(正部级单位)局长李毅中和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无疑是其中的代表。

　　今年2月，在矿难频发、责难四起的时刻，李毅中可谓“奉命于危难之间”。半年多来，他不得不在全国各个事故现场疲于奔命，如履薄冰的安全生产，使李毅中多次雷霆震怒，痛批“官商勾结、官煤勾结”现象。只是，东奔西走千里万里之后，矿难却似乎依然势如猛虎，宏观管理和体制方面的问题，是否会让李毅中成为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不由得不让人担忧。

　　虽然不是人命关天，但教育的问题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中国教育面临拐点之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挺身而出，这位出身贫寒、敢于直言的官员，每到新学年开始就会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今年更是不分时间场合，频频发飙，反对前几年流行一时的“教育产业化”，点名严词斥责8省(市、自治区)政府没有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声言家庭贫困学生不能入学可以给自己写信。

　　富贵不忘本，张保庆对贫困生的天然情感，或许源于他自己上大学就是靠国家资助才得以完成的特殊经历。相比之下，同样在政府中担任副职的国家环保总局(正部级单位)副局长潘岳，却几乎是主动将自己推上了火山口，被很多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环保单位，在今年年初声势浩大的“环保风暴”中终于得到了正名的机会，风暴的发起者就是年仅45岁的潘岳。

　　与上述三人一样，卫生部部长高强和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今年也是重任在肩，前者一方面要在“医疗改革失败”的风口浪尖上掌舵下一步改革方向，另一方面还成功应对了夏秋之际发生于四川的猪链球菌感染事件——这是继“非典”之后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后者则在中欧、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中身先士卒，在维护国内纺织企业利益和解决对外贸易纠纷中辗转腾挪，寻求着最佳的平衡点。

　　火山口上的部长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多数履新的时间都不长，除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外，2003年到国家环保总局任职的潘岳去年12月才接手环评工作，商务部长薄熙来也是去年2月上任，李毅中和卫生部长高强则是今年2月和4月才分别走马上任。

　　此外，外交部长李肇星、审计署长李金华，在这一年中也频频在媒体上公开亮相，本报曾有过多次关于他们的报道，他们肩膀上的担子也同样并不轻松。

　　不管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部长们的个性言行，已然成为中国政坛2005年的一道新风景。他们对民生问题的忧心忡忡和仗义执言，不仅关乎百姓福祉，也使他们自己成了公众关注的明星。本报记者孙彦德

　　李毅中今年狠话特别多

　　好做的官员基本相似，不好做的官员各有不同。

　　就李毅中而言，他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在于，别的官员希望自己政绩表上的数字越大越好，而李毅中则要暗自祈祷这个数字还是小一点的好。

　　时光倒退到2005年2月24日，李毅中是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的。那一天，他还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副主任。

　　一天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月25日，李毅中列席了国务委员华建敏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关于安全生产情况的报告会，“名为列席会议，实为熟悉情况。”

　　仅仅3天后，他正式就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总局由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而来，行政级别提升为部级。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突然。”李毅中说，“我在国资委从事的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工作，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极具探索性，还有点风险性。安监工作是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项工作更具挑战性，更具探索性，更具风险性。”

　　虽然坊间有传言说他之所以被调任的版本不一，但传言只是传言，无从考证，不过安监总局至此开始“李毅中时代”却成为定局。

　　“虽然很突然，但是我觉得应该为国分忧，为人民分忧。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样我就来上任了。”李毅中说。

　　这个局长不好当

　　且说李毅中精神抖擞，来到安监总局。但是，再挑剔的人也会承认，这个“成无功、败有过”的位置委实是个烫手的山芋。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职工队伍的变化、历史遗留问题的凸现以及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原因，搞好安全生产难度很大，安全生产形势严峻。”李毅中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

　　有媒体统计过，在他的所有公开讲话中，“形势严峻”这个词组出现的频率最高。

　　“中国有26000个煤矿，全世界第一，104000个非煤矿山、铁矿、有色金属矿，58000个加油站，每天起飞降落的飞机一万架次，铁路和公路的平交路口13000个，全国还有150万艘大小船舶行驶在水上，全国有2800万辆汽车保有量，加上摩托车、农用机械11000万辆，安全生产不仅要万无一失，还要做到几十万无一失、几百万无一失。”李毅中用一组惊人的数字来描绘自己的艰难处境。

　　在2004年，中国的GDP达到13.6万亿元，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安全事故，相当于1亿GDP死亡1个人。除此之外，当年还有70万人因安全事故导致伤残。这些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00亿元，约占全国GDP的2%。

　　而在最容易出问题的煤矿企业，一半的小型煤矿是用落后的方式进行开采的。根据国家安监局煤监部门2004年底调查显示，国有煤矿安全欠账高达505亿元人民币，2004年生产的19.5亿吨原煤中，7.5亿吨缺乏安全保障。

　　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安全监督机制上亦积弊重重。

　　中国的安全监察体制历来是纵横交错、条块分割。在煤炭行业，实行的是垂直监管，非煤炭行业的安全监管则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由于煤矿安全监管责任重大，政治风险高，一些省市对此避之不及。据了解，目前全国有1/3以上的省(区、市)没有明确承担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的机构。单单以“国家队”之力，显然难以真正做好这一复杂的工作。

　　就是在这些监管人员当中，“理不直、气不壮、腰不硬、刀不快”也几乎是普遍现象。李毅中自己也承认，安全监管力量不足，法律素质不高，执法主体工作力度不够大已经成为安监总局亟须解决的问题。

　　愤怒，愤怒，撂下狠话无数

　　李毅中上任之初，正是矿难四起之时。

　　“我本人无意刮起一场安全监管的风暴，但加大监管力度是必然之事……今后搞安全生产将六亲不认，加大安全问责，这样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得罪一些地方，得罪一些部门，但是减少了伤亡的人数，这是最重要的。”4月5日，李毅中首次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身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六亲不认、问责、加大惩处力度、安全保证金制度”等强硬字眼和新鲜提法，让很多人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矿难并未因此而止，“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乱相，使事必躬亲的李毅中一天比一天愤怒，语气也一天比一天严厉了——

　　5月23日，李毅中说：安全执法真正“硬”起来。

　　6月16日，李毅中痛斥湖南娄底市资江煤矿矿难性质恶劣：“这个煤矿根本就没有落实整改。这个老板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背后有没有什么东西？得好好查查！要抓住不放！”

　　6月24日，李毅中在北京作《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及对策》报告时说：“我们不要等待，不要无所作为，要靠脚踏实地努力”。

　　7月15日，在分析新疆阜康矿难和山西宁武矿难暴露出的问题时，李毅中说：“我们要追究有关方面的责任！这么长时间的超负荷生产，知道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管？管，为什么不听？如果不维护从业人员的生存和健康，如果不对这些丧尽天良的人进行法律制裁，哪里还有什么公平和正义？”

　　7月25日，李毅中说：“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着非法业主发财、劳动者遭殃、政府买单现象，这是最大的不公平，是对社会正义的蔑视和践踏，必须加大安全监管监察力度，依法对肇事业主严厉处罚，切实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和劳动者的安全权益。”

　　8月11日，李毅中表示，将彻查广东大兴矿难中可能涉及的官员腐败案件。

　　8月29日，李毅中称，要把查处事故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作为今年、明年安监系统纪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9月9日，李毅中说：“在全国上下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煤矿安全工作的两个文件时，山西省吕梁市又发生已责令停产整顿煤矿违法生产导致的特大事故，说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状况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9月15日，李毅中对《人民日报》表示，煤矿事故背后的腐败，核心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或如圣人所说，这一切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先兆。李毅中这段时间所受的“折磨”我们姑且把它当作一个新的开始，毕竟安全监管机制的建立不能一蹴而就，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也不是一下就能打破。我们期望，李毅中这条汉子能在重建中国的安全监管机制上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忙于四处灭火。毕竟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公众而言，谁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本报记者蒋志高

　　个性部长PK台

　　人物职位年龄Google搜索曝光指数2005关键词

　　李毅中安监总局局长60岁92，500矿难

　　张保庆教育部副部长61岁97，200教育乱收费

　　高强卫生部部长61岁824，000猪链球菌

　　薄熙来商务部部长56岁498，000纺织品谈判

　　潘岳环保总局副局长45岁122，000圆明园工程

　　李肇星外交部部长65岁566，000中日关系

　　李金华审计署审计长62岁226，000审计风暴

　　数字

　　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简况(截止9月18日)

　　(一)特大事故情况

　　全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86起，死亡1925人，同比减少2起，死亡人数增加515人。其中：

　　工矿商贸企业发生45起，死亡1240人，同比增加7起、647人。其中煤矿企业发生39起，死亡1147人，同比增加13起、710人。

　　火灾事故3起，死亡55人，同比减少1起、68人；

　　道路交通30起，死亡528人，同比减少8起、26人；

　　水上交通未发生特大事故，同比减少3起、62人；

　　渔业船舶6起，死亡69人，同比增加4起、49人。

　　(二)特别重大事故情况

　　全国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10起，死亡726人，同比增加4起、484人。其中：

　　煤矿企业7起，死亡608人，同比增加4起、502人；

　　火灾事故1起，死亡31人，同比减少1起、63人；

　　道路交通2起，死亡87人，同比增加2起、87人；

　　水上交通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同比减少1起、42人。

　　(资料来源：国家安监局网站)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

　　薄熙来 “救火队员”

　　-本报记者马昌博

　　这个月的薄熙来一直很忙。

　　月初第一天的上午，在吉林考察了包括一汽在内的老牌国企。这位商务部长许诺说，商务部将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更好的服务。

　　随后他飞抵福建泉州，语重心长地嘱咐当地轻纺企业，要“打出自己的品牌”。

　　紧接着他又赶到浙江义乌，听取民营企业对反倾销的应对措施，薄熙来在现场说，“商务干部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

　　这期间的9月5日，薄熙来在北京和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签署了《磋商纪要》，通过36个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谈，解决了8000万中国纺织品在欧洲的“滞港”问题。

　　不过这还不算完，9月14日晚，他又与南非贸工部长姆帕尔瓦通话，“就解决中南纺织品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晚上薄熙来的另一任务是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中，“畅谈”中欧贸易谈判。

　　履新一年半后，商务部长薄熙来慢慢体会到了这一职位的艰辛。毫无疑问，过去的几个月让薄熙来压力重重。这位“魅力部长”正因为中国不断产生的外贸摩擦而被多次推到风口浪尖，明星官员薄熙来开始不断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以自己的智慧带领商务部渡过入世后的贸易摩擦高发期。

　　此前的2004年2月，薄熙来临危受命，就任商务部部长。随后是一年多的低调，直到2005年5月30日。

　　就在这一天，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薄熙来在其担任商务部部长以来首次代表中国政府强硬说“不”，以示对此前美欧对中国纺织品进行配额限制的回击。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当天上午，中国政府宣布自6月1日起取消对81项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许多人还记得薄熙来在宣布这一决定时面部由微笑转为冷峻的一瞬，“你给我们的企业加上半斤的压力，我就要给它撤掉八两的负担。”

　　薄熙来强硬的表态让美国和欧盟意外，也把自己推到舆论中心——美欧对手的强硬和中国纺织业的压力，让这位56岁的商务部长不得不反复权衡。

　　惟一能让薄熙来松口气的是，6月11日《中欧纺织品谅解备忘录》的签定，中国媒体用“力挽狂澜”来形容他在此次谈判中的作用。但让人担忧的是，在全球纺织品出口配额体系取消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纺织品似乎又被拉回到配额时代。

　　曾有媒体质疑中方是否在《备忘录》中让步太多。事实上，包括9月5日《磋商纪要》中中国的“让步”，政治考量显然是重要因素之一，相关表述是做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作为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并不能单纯地在商言商。

　　事实上，就商务部来说，“内忧”与“外患”同时存在：中国之前的内外贸分割传统，让新成立的商务部一直处于两线作战状态。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今天，内外贸一体化被外界看作是薄熙来面对的最大考验。

　　现实仍旧艰难，9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两大类纺织品设置进口限制。之后又传出谈判破裂的消息，新华社澄清说，中美纺织品贸易问题第五轮磋商将于9月26、27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评论普遍认为，纺织品只是美国对中国制约的一种手段，就算这一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其它问题。

　　显然，薄熙来又一次回到了聚光灯下，而前路已注定将依然起伏跌宕。

潘岳

　　潘岳上来就说

　　-本报记者李梓

　　以一个副职的身份，潘岳竟成了公众最熟稔的中国环保总局官员。在中国政府高层中，这是少见的现象，一般会被解读为这个官员有“个性”或者“少壮”。

　　因为兼任环保总局的新闻发言人，潘岳的身影过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诸如“世界垃圾场”、“绿色责任”等新名词，从他的口中层出不穷。

　　从2005年第一个月起，公众开始记住了潘岳的名字。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停建，其中包括总投资为69.7亿元的三峡地下电站项目和投资446亿元的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项目。这在公众中引起轰动，尤其是一直在保持着“独立质询人”身份的民间环保界。

　　此前，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呼应，又无从证明民意的走向，中国民间环保一直在脆弱地独自生长，潘岳的出现正当其时。自2003年3月潘岳走马上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始，一直分管宣传和法规工作，直至2004年12月，潘岳才接手环境评价工作，刚履职一个多月，便开始“摸起了老虎屁股”。

　　今日之中国，你可以认为环保已经深入民心，成龙大哥和潘岳一起到长城捡砖头，十几家大型重污染企业在交了一块钱的象征性会费之后，签订协议将负担起“绿色责任”，临近毕业的大学生们也乐意找个环保题目进行浮光掠影的调查。然而，你也可以认为，中国环保并无实质性改变，极大浪费的生产模式，污染严重的河流，仍然没有好转，环保总局需要一个突破口。

　　中国环保总局在2005年初下的“狠刀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这绝对不是潘岳第一次开口评价环保。2003年10月25日，在首届“绿色中国论坛”上，潘岳发表了引起轰动的《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一文，这篇文章以及后来潘岳的一系列发言，充满着与别的政府部门发言人不一样的味道。

　　潘岳曾经在宏观经济部门供职多年，工作的调动、身份的变化给了他思想的转换空间。这些年，环保总局和其他主管棘手问题的部局单位一样，陷入怪圈之中：讲得更猛，矛盾更突出，狠下决心劈一刀，却碰到地方主义的软盾牌，反弹回来，喘口气再来。就这样，主管质量、安全、环保的官员发怒似乎成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现象。

　　潘岳上台就狠狠地先劈出了一刀，他的第二刀劈在了圆明园，第三刀直奔水利部门而去，接下来是钢铁企业。这些行动让人感受到了环保总局的决心和威力，而从一个产业的角度去解决环境问题，也让人感觉到了成功的可能性。

　　身兼政府官员、新闻发言人以及学者的身份，导致潘岳陷入了和别的普通环保主义者类似的境地，在解读政府文件之余还有一种传经布道的冲动。

　　所以，潘岳发起了“企业绿色责任运动”，约明星去捡垃圾做秀，亲自关注和批示圆明园湖底铺塑料膜的问题。潘岳一次次曝光在媒体面前，他承认，他的话并不都能兑现，“现阶段的中国，还处在环保启蒙阶段。”

　　显然，他做了某些职权内并没有规定要做，但中国却需要他去做的份外之事。对于这个被民间环保者视为知己，被方舟子斥为“极端”的官员，人们只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一边说，一边做。

　　高强用行动说话

　　-本报记者刘俊

　　如果不是因为200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高强或许不会有今天的高位。在调往卫生部之前，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官员，从河北省财政厅的副处长、副厅长，到财政部副司长、司长，再到副部长，他在财政系统工作过的时间加在一起将近30年。虽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但是公众却很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个人，偶尔在电视露面，也往往都是以陪同人员的身份出现。

　　没有俊朗的外表，没有特殊的身世背景，没有曲折的从政经历，也没有丰富的表现欲望。是“非典”让高强的仕途发生了重要的转变，2003年4月他突然被调到卫生部任常务副部长，两年后的4月27日，他被正式任命为卫生部长。

　　在高强的脸上，我们注定只能看到一种表情：紧张。每次在镜头前出现时，他总是眉头紧锁、神色严峻，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在进入卫生部将近900天时间内，几乎每隔一段时期，就要经历一起新的公共卫生事件，这对于高强——这位卫生系统的门外汉而言，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高调化解危机

　　如果说两年前的“非典”把高强推到了风口浪尖是身不由己的话，那么，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突发性卫生事件，已让他慢慢适应了这种角色的转变。

　　“非典”平息不久，2004年1月，禽流感又不期而至。一时间，人们谈“禽”色变，“恐鸡症”也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开来。

　　为了消除老百姓对于吃禽类食品的恐惧，高强一改往日低调的行事态度，一方面在电视上公布禽流感已经得到控制，而且在中国不会出现大规模流行；一方面亲自大啖鸡肉，以证明经过检疫的禽类产品可以放心食用。

　　当时是2月9日中午，卫生部机关食堂，高强手举红烧鸡腿对着摄像机镜头摆了一个很好看的姿势，然后用力地吃下一大口鸡肉，边嚼边不无调侃地说：“我今天为预防禽流感做出了‘重大牺牲’。”原来他已经有三十年没吃鸡肉了，不仅鸡，鸭、鹅、鸽子等所有禽肉他都不吃，“夫人生肖属鸡，自从结婚后，就再也不吃鸡了。”

　　这可以说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高调曝光，此事让民众对卫生部和高强本人产生了更多的好感。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2005年，高强也努力让这种好感得到了延续。无论是“安徽泗洪疫苗”事件，还是“四川猪链球菌感染”事件，他都是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工作，看望病员。两起事件，他都强调要采取公开透明原则，向社会公布发病感染人数。

　　在猪链球菌危害最严重的资阳调查时，高强还提出：“虽然病因查明了，传播渠道清楚了，如何防治的办法，大家也都知道，关键就是如何落实。保护大家生命安全是头等大事，比什么都重要。”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无形中给老百姓吃了颗定心丸。

　　改革事无巨细

　　在为应对突发事件随时做好准备的同时，对包括艾滋病等众所周知的卫生难题上，自高强到卫生部后，政府干预也比以前明显加强了许多。

　　在2003年，中国将为农村地区以及城市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2004年9月，卫生部在全国各级疾病防控中心建立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高危人群的干预工作，这是艾滋病在中国流行10年来，官方第一次全面介入这样的活动。

　　高强在艾滋病问题上积极的做法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今年6月14日，正在北京访问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奥特博士向高强颁发了防治艾滋病特殊贡献奖。

　　相比较这些具体的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制度层面的管理和建设显然要更为根本，也更迫在眉睫。

　　从疫情报告制度到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再到部长信箱的设立，高强事无巨细，而且无论什么都本着务实利民的心态去操作执行。2004年7月，卫生部的官方网站增设了公众服务的功能，具体体现在设立的两个信箱上，一个是部长信箱，一个是公共卫生重大事件社会举报信箱。

　　“这两个信箱分得不是很清，功能互混，但很多人有问题还是希望能跟部长直接反应。”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主任邓海华告诉《时代人物周报》，高强当时特别交代过他们，收到群众来信后要及时给予反馈，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只要不是无理取闹，就要做到有函必答。

　　在邓海华的印象中，迄今为止，高强做出过亲自批示的有两封来信，都与医疗改革有关。

　　一个喜欢用行动说话的人

　　高强的母校是中国人民大学，那里历来被认为是培养中国高官的摇篮。按照人们常规的思维，能做到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在学校里肯定也是个活跃分子，而高强却并非如此。

　　“他不太愿意参加抛头露面的事，学生会、班委会，他都不参加。”在高强的大学老师杜厚文眼里，他是个给人感觉很平常的学生，甚至有些与世无争。

　　杜厚文老师记得，文革期间学校闹得天翻地覆，学生们分成两派，高强虽然也参加了，但表现不很突出，“他遇事很冷静，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不是人云亦云。”高强的大学同学董寿昆也这样评价他：“说话比较谨慎，不会随便说话。”

　　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普普通通的学生，如今却掌管着中国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这是杜厚文当时所没有想到的。

　　但如今回过头去看时，杜厚文又觉得一切都有些理所当然，而且有据可寻，这个“据”就是高强在大学期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低调、踏实、稳重的性格。杜厚文觉得这些都是决定他日后成功的关键因素，性格决定命运。

　　稳重的高强在财政系统工作了30年，以如此深厚的财政资历进入卫生部，中央或许也有着多重的考量。只是，高强低调的处事态度却是一以贯之。除了“非典”期间的记者会之外，人们很少看到他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在今年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六、七月份，出现在镜头前的高强总是面色凝重、行色匆匆，却鲜有现场表态。这就是高强，一个喜欢用行动来说话的人。

　　2005薄氏物语

　　“你(欧美)给我们的企业加上半斤的压力，我就要给它撤掉八两的负担。”

　　——薄熙来谈中国政府从6月1日起取消对81项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

　　“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1架空客380。”

　　——5月3日，身在巴黎的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给在场的法国企业家算帐。

　　“如果马可·波罗先生突然醒过来，得知意大利现在要对中国优质、物美价廉的纺织品设限，他一定会感到很惊奇或者感到很遗憾的。”

　　——在一次回答意大利记者提问时，提醒欧洲人眼光要放长远。

　　“谁家的孩子谁家抱走，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欧盟多发的你欧盟抱走，我中方没有超发我就不承担责任。”

　　——谈处理欧洲压港中国纺织品问题。

　　“过去有本书叫做《退一步进两步》，实际上谈判的过程就是进进退退、互相让步、互相又有所得的过程。”

　　——9月14日晚，薄熙来回忆与中欧老对手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的两次重大谈判。

　　2005潘岳语录

　　“环保总局非但没有‘角色错位’，反而进行了‘角色复位’。”

　　——2月，针对有人质疑环保总局的“一月风暴”，潘岳作了坚决回击。

　　“几年前，我得意地告诉国内外媒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我全然没有意识到， ‘世界工厂’的代价也许就是‘世界垃圾厂’。”

　　——3月，潘岳谈自己从国资局进入环保总局后的思想跃进。

　　“铺膜不铺膜是个专业问题。而我们真正希望的是拿它做个试验，这个试验的内涵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4月，潘岳谈圆明园“铺膜”风波。

　　“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潘岳认为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树立“绿色发展观”。

　　“我们要把他们‘吓’回去。”

　　——潘岳表示，不欢迎海外高污染和高能耗企业来华。

　　2005高强“高调”

　　“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药价不合理，首先是因为政府定价太高。”

　　——3月5日，全国“两会”上，当听到政协委员提到“六毛钱感冒药卖六百”时，高强深恶痛绝地说。

　　“我们理解这句话就是任何时候对任何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生命安全的事情，都要立即积极妥善处理，决不能漠然处之；任何因我们工作疏忽而导致人民生命安全被损害的事件，都不应当发生；任何损害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单位和个人，都要受到严肃查处。”

　　——6月29日，在安徽宿州市召开的疫苗事件新闻发布会上，高强提到温总理“人命关天”四个字时说。

　　“医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不仅加重了群众就诊的难度，也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

　　——7月1日，高强在所做的关于医疗改革发展的专题报告中痛斥医疗机构见利忘义。

　　张保庆：我的愤怒是有原因的

　　-本报记者刘俊

　　一次愤怒的发言，把张保庆这位很少在媒体露面的教育部副部长推到了前台，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两个月里最热的政治人物之一。

　　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闻发布会于8月29日下午两点召开，由副部长张保庆介绍以国家助学贷款为重点的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

　　按照惯例，领导讲话程序无非是先摆成绩、提出问题，再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可是张保庆却一反常态，在四十五分钟的发言里，他矛头直指某些地方政府，对它们的不作为提出了严厉批评，令很多在场的媒体记者大吃一惊。

　　为什么愤怒？

　　“有的省委领导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品学兼优的概念……搞一个大项目，几十亿都出去了，遇到困难学生，这个、那个理由就出来了。现在有8个省没有动作。我们一天到晚喊，他就不动，是不是他省里这么困难呢？我看不是这个问题。”

　　批评了地方政府后，张保庆似乎仍意犹未尽，他开始把炮口转向一些高校和银行：“我对银行行长说，以前没有助学贷款呆坏账的时候，其他的呆坏账几千亿元，你怎么不说呢？我就说这些人好像是对国家很负责的样子，如果真要这么负责的话，我国的金融机构会好极了，哪到今天啊……高校又变过来了，高校的乱收费主要是高校的责任，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

　　在教育部，还从来没有哪位官员有过如此强硬的表态，可以说，日趋恶化的教育问题让这位副部长到了不得不愤怒的时候。作为教育部分管财政工作、直接负责高校助学贷款已经6年的副部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和资助贫困生问题，张保庆比任何人都有着更多的思考。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99年施行国家助学贷款起，至2004年6月，5年时间实际发放贷款仅52亿元，全国约80万学生享受了贷款，与有关部门最初的预计相去甚远。

　　针对这一情况，2004年7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原有政策做出了调整。但教育部的统计表明，实行新机制的2004至2005学年里，全国新增审批贷款学生65万多人，审批合同金额51.5亿元，虽然较之前有很大进步，但距离每年100亿元的基本理想目标仍有相当差距。

　　看着仍有无数的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徘徊在大学校门之外，这位出身贫寒的部长怎能不痛心疾首。

　　“有点无可奈何，但还得干”

　　在接受采访时，张保庆用“愤怒、忧虑、无奈、不解”来形容自己复杂的心情：“资助高校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完成学业，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一个大政策，这个事情应该做好，也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履行的责任。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个东西就落实不下去呢。所以我确实感到很生气，也有点无可奈何，但还得干，还得说，不说可能更糟糕。”

　　话虽这么说，但是某些教育问题的糟糕状况并不见得他说了之后就会有所好转，执行起来也很难见成效。

　　以高校乱收费为例，全国2400所高校，乱收费的就有400所，张保庆给出的答复是：每年都查，凡是查出严重违规的，有些校长是要撤职的，所有的收费全部没收。但是却很少出现哪个校长因为乱收费被撤职的实际例子，原因就在于“有一些收费项目是打擦边球的”。

　　虽然，张保庆有26年的教育部工作经历，但有些东西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比如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在

　　他看来，仍然是制约当前教育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张保庆的出现还是增加了人们对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信心。除却那场“愤怒”的发言之外，9月初，他还有一连串的表态：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贫困生都应得到助学贷款。这位曾公开直言自己“反正也要退(休)了”的教育部副部长，真可谓用心良苦。

　　2005张保庆怒发冲冠

　　“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越一般的高校，或者差一点的高校收费越高。”

　　“我就不相信，我们培养的、接受教育层次最高的大学生反倒是一个最不讲信用的团体。”

　　“反正我就要退了。”

　　“教育太重要了，把教育搞好太难了。”

　　高官责任意识助推制度变革

　　-顾昀

　　部委高官主动站到舆论前台，坦陈心迹、直言弊端，是近些年来政治领域的新气象。这表明，政府对当前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客观存在的社会弊端有着深刻、明晰的认识，也体现了官员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

　　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改革大船已经行进“深水区”，一些社会领域矛盾越来越突出。日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到，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这些进步却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比如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政府将如何化解矛盾、革除弊端，作为有关部委负责人，无论在制度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对老百姓有个交待。

　　针对当前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国家出台了许多有助于缓解矛盾、纠正偏差的政策与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往往被打了折扣甚至落空。其中，措施本身或许存在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改革触动了地方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而在地方与中央、群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形成了多方博弈的格局。例如在煤矿生产领域，有些地方官员与矿主相互勾结，为牟取集团利益而置国家多次严令清查问题煤矿的措施于不顾，致使矿难频发。如何破除这种利益格局，使政策得以有力执行，成为摆在有关部委负责人面前的新课题。

　　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革滞后于经济变革的步伐。换句话说，我们往往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而解决问题有赖于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制度完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制度真空”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有推动制度变革与完善的其他力量的介入。这种力量表现为多种形式，不一而足，其中舆论监督与官员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均是重要的力量来源。

　　在一个法治完善的国家，官员行为主要听命于各种制度的规定与约束，官员个人道德或有瑕疵，并不会影响制度的有效运作。即便如此，官员的道德自律也是不可偏废的内在约束。我国目前仍处于建立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相关制度多有缺失，因此官员的道德自律与责任意识往往成为维系制度有效运作的关键。因此，目前在加快制度变革与完善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对官员的道德自律与责任意识。

　　由于制度变革滞后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将国家有关部委高官推到了一个火山口上，驱使政府高官面对自己的政治良心做出艰难抉择。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中，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还很不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可以免于内心的道德责任拷问。国家完成制度革新的道路也许漫长，但如果没有强化官员个人的道德责任意识，制度变革或将沦为空谈。

　　进而言之，官员的道德责任意识，又将进一步推动制度变革的加快进行。这在国家部委高官所掀起的舆论风暴中已初露端倪。比如，在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出严厉批评之后，教育部和财政部随即出台了强制性措施，以促使相关省份尽快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当然，制度变革有赖于点点滴滴的推动，有时候还可能出现“拉锯战”甚至开倒车现象，这更需要有道德责任意识的官员以坚韧不拔的政治勇气，努力推动之，坚持之。

　　毕竟，制度变革才是消除社会不公，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责任编辑：屠筱茵（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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