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毕波因协助其父毕玉玺转移赃款被法院判刑。这是第三名因毕玉玺受贿案走上法庭的毕家人。昨天，记者采访了审理毕玉玺一家三口及其他系列案件的法官陶炜。陶炜介绍说，毕案体现的犯罪家族化是目前职务犯罪的鲜明特点。
犯罪家庭化极具隐蔽性
据陶法官介绍，在毕玉玺案中，受贿家族性特点最为鲜明。“家族化是老毕受贿方式的特点。通过近亲属给钱，形式比较隐蔽，行贿者和受贿者都有这样的心理，认为家里人拿钱似乎更保险。万一东窗事发，律师也可以辩称受贿者不知情。”
在毕玉玺一案中，北京市通州宋庄建筑公司董事长张桂军就抓住了这一点，在负责该公司的经营活动过程中，多次向时任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毕玉玺提出请托，为此张桂军通过毕玉玺之妻王学英行贿28.13万美元。而送钱的张桂军实际上是冲着毕玉玺的权力而来的。“拿到钱，王学英就将此事告知毕玉玺，而毕玉玺获知此事后，对张的照顾也是一揽子包到底，为张承揽工程不遗余力。”
据陶法官介绍，近年来，职务性犯罪手段隐蔽，贪内助、贪衙内各显其能。当前被查处的官员中，有的领导干部为给子女经商筹钱，贪污受贿。此外，贪官们的另一种“权力变现”的方法是，授意请托人“照顾”其子女经营的公司。有时候，老子刚刚给别人批了一个项目，儿子随后就去揽工程。陶法官介绍说，在毕案中，不仅王学英成为直接被拉下水的受贿同案犯，毕波出国留学也成为各方人士争相塞给老毕钱财的一项体面理由。
六大行贿高招毕案占四招
据陶炜介绍，从1999年春节到2004年2月，在短短的5年多时间里，毕玉玺先后收受或索取25人77次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此案仅卷宗就达几十本。毕玉玺系列案件几乎反映了职务犯罪的所有新特点。
“从近期职务犯罪来看，涉案金额走势看涨，受贿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同时，受贿行为的频率明显增加。从几次、十几次，直到毕玉玺的70余次。另外，行贿受贿手段也考究起来，非常隐蔽。”陶法官介绍说，目前行受贿的古怪招数层出不穷。目前，比较隐蔽的行贿手段有6种，包括事后行贿，通过家人亲朋送礼，借助逢年过节、乔迁上学之际送礼，长期“关心”手握重权的领导放长线行贿，任上办事、退休给钱，赠代金券、消费卡等。前4种情形在毕玉玺案中都表现了出来。
如毕玉玺的行贿者苏启伦1993年向毕玉玺请托，到2002年才向毕玉玺慷慨出手。兰义曾经一次性给毕玉玺儿女压岁钱5000元。王学英收受张桂军20余万美元存折后，也在法庭上辨称这是朋友间的拆借。(晨报记者李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