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师举报八年扳倒贪官

　　阅读提示 一个举报者与贪官较量8年，最终贪官倒了。但举报者一家流离四方，一度甚至要靠乞讨维持生计；贪官叶秀河说：“顾汝汉把我往牢里告，我就把他往死里整。”从表面上看，这场斗争发生在两个人——小学校长顾汝汉与他的顶头上司江苏省国营淮海农场场长叶秀河——之间。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却是一场普通公民与腐败的掌权者之间漫长的较量。

　　“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领着儿子们继续告”

　　几星期前，62岁的顾汝汉从检察机关领到1．5万元的有功举报奖金。但为了证明“举报属实”，他已家底精光，一家人流离四方，他和老伴儿一度甚至要靠乞讨维持生计。

　　直到今天，那段噩梦般的岁月还不时纠缠着他。每当夜深人静，顾汝汉禁不住回想起1995年以来的生活：那时，他几乎夜夜睡不踏实，半夜醒来，他总是叮嘱老伴儿丁桂林：“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领着儿子们继续告。”丁桂林则回答：“如果我死了，你也不要放弃１

　　最终，公民顾汝汉赢了：2003年4月，叶秀河因涉嫌受贿被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刑事拘留，半个月后正式批捕，一年半的调查审判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为了这个堪称“惨淡”的赢局，顾汝汉从一个52岁的小学副校长，变成了一个60多岁的退休老人；从一个体重160斤、高大壮实的中年男子，彻底变成了一个头发斑白、两眼昏花体重只有120斤的瘦削老者。在普通人看来，这个赢局对他来说，谈不上划算，更与他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

　　举报与他“毫无关系”的人

　　事实上，不仅是事件的结局，就连开端，也和他毫无关系。

　　1995年，顾汝汉任江苏省国营淮海农场二分场小学副校长时，叶秀河是高高在上的国营淮河农场场长。在这个占地17万亩、有7000余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里，两人非亲非故，相隔甚远。

　　在那之前，叶秀河从不知有个叫“顾汝汉”的人。而顾汝汉却不时能听到有关叶秀河的种种传闻。从1992年年底正式担任农场场长以来，几乎所有违法违纪行为，叶秀河都有所涉及：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收受贿赂、玩弄权术、公款私用、生活作风堕落……他的声名也从“叶场长”到“叶老板”，直到“叶霸天”。

　　事有凑巧。1995年春天，碰上江苏省农垦总公司派人到农场作例行的干部考察。出于对领导腐败行为的一种普通的不满，顾汝汉当面、具名向考察小组送交了一份举报材料。“叶秀河确实没对我怎么样过，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在多管闲事。但事情不能这么看。”顾汝汉解释着当时的动机，“农场是个锅，我们职工是个碗。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等到他把农场糟蹋光了，我们喝西北风再告就迟了１

　　由于情况复杂、核查难度大，也鲜有敢于出面对叶秀河的腐败行为作证的农场职工，这次举报最终流产。10年之后回首，顾汝汉认为是上上下下共同把叶秀河“害”了：如果当时农垦总公司下决心查证，农场职工都站出来说话，也许今日叶秀河会被判得轻些；如果当时上级机关意识到叶秀河的行为有其滋生权力的温床和利益集团作祟，将其调离场长这个位置，也许顾汝汉就不会不顾一切地穷追不舍。

　　流产的举报没能挽救叶秀河，却将顾汝汉推到了“斗争”前线：不知怎么，他实名举报的行为被叶秀河知道了，随之而来便是各种对他举报的报复行为。一向风平浪静的二分场小学，第一次迎来了三天两头的“检查”，卫生啊教学啊凡是能够“检查”的都被检查个遍，就连顾汝汉为鼓励学生，期末给一个班级的所有学生每人发了一张单项奖状，也被指责是“不懂教育、滥发奖状”。

　　外出流浪上访的他要在夜间回家，避免被“暗探”瞧见

　　1995年8月，农场教育科以多名家长对顾汝汉的教育教学工作不满为由，组成了对顾汝汉的调查组。农场党委根据调查结果，责令顾汝汉对他“极端不负责任的教学行为”写出深刻检讨。顾汝汉当然拒绝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在农场的处境日渐艰难。1995年下半年，他以“调动工作”为由，请了三个月假，揣着他的举报材料，正式开始了上访之路。他跑了射阳、盐城、南京，找了农垦局纪委、各地检察院，还给省纪委及省主要领导人寄了信，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无果而终。

　　倒是对他的责难有了更高层次的“起色”。那年年底，在顾汝汉的假期未满之时，农场便发布了“免去顾汝汉二分场小学副校长职务、同时解聘小学高级教师技术职务”的文件。8个月后，再次发文宣布，他这个被免除职务的职工因“擅自离职”被除名。这些文件张贴在农场各处，“像‘文革’时的大字报一样，要各部门认真学习、深刻批判”。

　　在那种氛围里，顾汝汉一家在农场都成了“不光彩的人”。路上遇见，没人敢与他们说话；逢年过节，也没人敢登门拜访；三个儿子先后无缘无故被除名，不得不外出打工；二儿子的亲事告吹，三儿媳因无法忍受捉襟见肘的生活，生下女儿一年后便不辞而别；小儿子顾泉参军复员回家，农场拒绝安排工作。“你又不是给农场当的兵，为啥管你？”而外出流浪上访的顾汝汉，即便回家，也要赶在夜里，避免被叶秀河的“暗探”瞧见。

　　老伴心灰意冷差点儿跳楼

　　气不过，1995年8月的一天，顾汝汉的老伴丁桂林顺了把菜刀跑到场部去。如果不是闻讯赶来的大儿子及时拉住，她左手食指上那个至今仍鲜明的刀痕，恐怕就会成为一个断指的切面。她现在承认此举毫不明智。不久，她也被解除了学前班的教师职务，成了二分场小学有史以来的第一名清洁工，每月只发放120元的生活费；半年后，连清洁工也不能做了，而是被分配到农田里去种地。

　　“日子没法儿过了。”只要提起那段岁月，丁桂林就不由自主地哀叹。那时，她一个人领着大孙女艰难度日。因没钱交电费，家里的电断了，她就常常倚在灶台边，对着昏黄的烛光抹眼泪，受委屈尚在其次，关键是“想不通”：“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始终也没想通，于是在农场里好心人的帮助下，提前办理了内退，和顾汝汉一起踏上了上访之路。没钱住店，就睡火车站、公园、广场；没钱吃饭，就到附近的农村里去要饭。他们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敲开一户农家的门，诚恳地说：“现在家里遇到了困难，能不能给点儿吃的。”对方不给，他们也不央求；如果有人细问，只是说：“我们是和腐败分子作斗争，丢了工作。因为要上访，也没办法找工作。”

　　忍受不了看不到一丝希望的生活，1997年夏天，丁桂林瞒着老伴儿，来到江苏省农垦总公司准备跳楼。前来搭救的人们同情他们一家，却也表示有心无力。

　　调查取得了丰富的材料

　　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顾汝汉始终带在身边的上了锁的密码箱，里面装满了举报叶秀河的材料。白天，他们提着这个箱子到处跑，晚上，便躲起来写举报材料。

　　最初尚缺乏核查依据的材料，在8年间逐渐丰富起来。被停发工资、除名，不仅给了顾汝汉一家破釜沉舟的勇气，也给了他们思考和调查的时间。顾汝汉戏称这种调查是“地下党式的”。他常常深更半夜跑回农场，找到那些和他一样痛恨叶秀河腐败行为的人，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商量对策。为了使举报材料证据确凿，他们采取了一种“单线联系”的“串联”式调查方法：每个人找到一个可靠的“下家”，向了解腐败事件核心内容的人推进，直至挖到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经过。

　　好心的人们令上访路充满希望

　　叶秀河同样也不放弃。他曾在农场大会上说过：“顾汝汉把我往牢里告，我就把他往死里整。”有一次，碰到顾汝汉时，他竟然说：“只要共产党领导一天，你就别想再当教师。”老顾反驳道：“只要共产党领导一天，我就不信告不倒你。”

　　1997年年底，在老顾上访两年多后，为了缓解二人日益尖锐的矛盾，省农垦总公司将老顾调往黄海农场任教，但淮海农场仍要求他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深刻检讨方肯放行。感觉好笑，老顾曾作过这样一个“检讨”：“冤案冤不了，假案假定了，错案错加错，案中还有案。”

　　管不着顾汝汉，只好对丁桂林“出手”。1998年4月，丁桂林正式退休。按照规定，她应拿事业单位退休工资。可11月，农场发文，将已退休7个月的丁桂林执行的事业工资，变更为执行企业工资，并将已执行的事业工资扣回。不仅如此，还将丁桂林1997年增加的工资部分全部扣发。

　　但并不总是那么绝望：在顾家生活无着时，一位农场职工趁夜送给顾家1500元钱和100斤大米。还有一次，顾汝汉在举报路上病倒，竟将那个要命的密码箱忘在大巴上。一个陌生人得知其重要性后，用摩托车载着他，骑了几个小时，从高邮市一直追到射阳县……

　　“只要坚持，腐败分子就会倒台”

　　2001年10月，叶秀河被从淮海农场调往江苏省农垦集团大华种子公司任党委书记。顾汝汉决定再搏一次。经过精心准备，2002年11月，顾汝汉拎着那个密码箱，踏进了管辖大华种子公司的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他“既紧张又兴奋”，预感会成功。果然，一个多月后，检察院通知他去“谈谈情况”。半年后，叶秀河落马。

　　现在，老顾夫妻在滨海县城租了一间房子，含饴弄孙之余，他们准备继续起诉叶秀河的报复行为，并索取赔偿。

　　不过，老顾心里明白，即便叶秀河倒了，事情也不会如想象得那么容易。因为他深知期间的利害：为什么贪官8年才能被告倒？为什么人人对贪官噤若寒蝉？为什么有那么多检察机关对举报置若罔闻？

　　顾汝汉也把这些问题带给前来采访的各路记者。“所有正规采访我都接受。”他说，“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只要坚持，腐败分子就会倒台。只有全社会都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贪官，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