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英雄陵：生者与逝者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8日10:55 时代信报

　　老枪/文

　　一个名叫孔琳的年轻人为救两名落水大学生，不幸沉入江底。

　　那一天是中秋之夜，那天的月亮很大、很亮、很圆。

　　月亮照着孔琳的英灵上路；月辉下，重庆市民记住了那个即将结婚的保险公司年轻职员的名字。

　　孔琳牺牲后，《重庆晚报》曾经发出倡议：为英雄修建陵墓——为所有那些因见义勇为而献出生命的城市英雄共同修建一座供市民凭吊的墓园。据悉，这一倡议已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这一回，对于发自媒体的倡议，政府方面的回应来得十分及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惯例”，凡是在死后能够葬入由政府出资修建和管理的墓园的，要么是中央某一级别的领导，要么是得到政府隆重追认的烈士——某某高官去世了，依其职务级别、档案资历、政审结果等等，一番“加减乘除”之后，他(她)能否葬入(或者在“平反”后能否将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去世者临终前很在乎，他(她)的亲属更在乎；因为它意味着对去世者的“盖棺论定”。这种“惯例”所体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和尊卑有定的政治秩序。虽然老百姓满头雾水，但有关部门绝不含糊。

　　至于那些一生平凡、仅仅在其生命的一次微小的闪光中便燃尽了自己的普通公民，除非他(她)得到“伟大领袖”的题词或者《人民日报》的数篇社论——由此，他(她)从“人”升华为完美无暇、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否则，他(她)是断不能享受被人民怀念的“政治待遇”的。

　　譬如孔琳，除了那个导致他献出生命的中秋之夜外，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新闻媒体和地方各级宣传部门能不能再包装出一个“新时期的雷锋、王杰、刘英俊、蔡永祥”来，我估计很难。在那个憾天动地的瞬间之前，他无非是一家商业保险公司的车险销售代理。要将一个整日为积攒个人展业成绩而打拼市场的“白领”包装成革命烈士，塑造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青年楷模”，这想法既虚伪又矫情。

　　其实，活着的人修建陵墓，并非为了安置逝者“永垂不朽”的亡灵，而是为了存放自己的信仰。

　　共产主义者去法国，必前往巴黎公社社员墙和拉雪兹神父公墓献花；8·15日本投降日，日右翼分子必去靖国神社朝拜；华夏儿女到杭州看望岳坟，是为了褒扬一种超越历史的民族气节；而今天的中国孩子不再纪念刘文学，是因为我们不能长久地生活在对一个已经消失的阶级的仇恨之中……

　　换句话说，对待逝者的态度，就是对待生者和生活的态度。

　　星转斗移，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今天，作为凡人的我们已经不再崇拜那些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人为塑造出来的

神话式英雄，也不太在乎明天谁该谁不该被葬入八宝山公墓；我们更在乎我们身边的人——那些像我们一样恨着、爱着、苦恼着、失败着、努力着、希望着、打拼着，有着一样的七情六欲却在一次小小的义举中耗尽了自己生命能量的人。

　　也许你成为不了这样的人，甚至可能我也成不了这样的人，但我们对他们始终心存感念，爱意绵绵。

　　一座城市如果有很多这样的人聚在一起、挤在一起，我们便可以相互取暖，相互鼓舞，相互搀扶……

　　而一座安葬见义勇为者的陵墓，将成为一所对市民进行社会公德教育的开放式大学校。

　　当一座城市以低调、轻慢、乃至不屑、遗忘的态度对待见义勇为者的时候，这座城市便不会再有见义勇为者。

　　如果我们能够善待那些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的平民英雄、那些在其平凡一生的某个瞬间表现出天使人格的普通公民— —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仁、什么是真正的义、什么是真正的勇、什么是真正的善与爱、什么是真正的崇高与不朽，那么，我们就朝着建设

和谐社会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