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慈善家冯丹藜跳出感性捐款

　　本报记者 薛京 摄影报道

　　冯丹藜是命运的宠儿，美丽、优雅、富有。但当你走近她，你会发现她拥有的远不止这些。

　　9月21日，位于北京万寿路的儿童弱视基金办公室，冯丹藜递过来的名片上，“中国

儿童慈善家”和“中国环境大使”两个头衔排在首要位置，金色的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作为6家公司的总裁、董事长这些职位则标注在最后，是普通的黑色字。

　　理性的经商与感性的善举

　　初次经商受骗，成就了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但没有泯灭一颗善心。

　　《公益时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据说您是新加坡中文大学毕业的，1986年第一次做生意被骗了很多钱？

　　冯丹藜(以下简称“冯”)：其实我是肄业。那时候我特别喜欢音乐，但家庭是比较传统的，家人认为音乐只能作为业余爱好，不能成主业。

　　那件事确实是我非常特殊的一次经历。我父母也是做生意的，他们那个时代做生意特别讲究“诚信”两个字，没有诚信就不会有立足的地方，做一笔生意，就交一批朋友。有一句话叫“牙齿当金使”，意思是，你说出的话比金子还珍贵。

　　我那次的失败如果按照我父母的经商理念，是没有错的，我是以诚相待，充分信任对方。我是在不同的时代，用了不合时宜的落伍的方法。

　　当时我的合作者突然说他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我帮助他。后来才知道从头到尾每一个环节都是他事先精心设计好的骗局，他拿走了我价值180万元的货品，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写了一大沓空头支票给我。直到法院来函通知我去作证，我才知道上当，他同时还骗了很多人。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本来我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候能够帮助朋友，心里还是很自豪的。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真是傻，在社会交往中充其量还只是个小学生。

　　我重新评估了我生活的环境，重新考量人际关系。我认识到，做生意完全凭感性是不对的。

　　记：您为什么会对儿童慈善事业如此热衷？

　　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由感性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一个总结，提升为理性阶段。其实我刚开始做慈善的时候，没有分什么大人小孩。香港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施福于受”，施比受更能让人感到幸福。

　　我父母是很有爱心的人，有时我们上街购物发现有公益团体在募捐，很多人都把身上带的钱全部塞到箱子里，扭头就走了，没有任何人留下姓名。我父母当时也会掏空身上的钱塞到箱子里，有时几千有时上万，随后就会说句笑话：“没钱了，我们就去转转吧。”我们都认为能帮助别人是一种福气。

　　全世界是一个大家庭，亚太地区也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家庭里有任何一个人活得不好的时候，你不可能无动于衷。一个和谐的家，每个人都应该是面带笑容的。我经常会随机地捐几万、几十万的钱，零零碎碎的钱根本算不清。当你看到一些事情时，你不可能掉过头去骗自己说没看到。这是我最初的感性的阶段。

　　记：那您有没有想过，我要做多少生意才会赚到这些钱啊，有没有衡量过得失？

　　冯：没有很直接地衡量过。做生意我不会含糊，赚到钱捐出去则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得到的回报就是我心安了。我没有把这两件事情挂上钩。

　　儿童弱视专项基金的成立和运作

　　“捐赠人非常开心，因为能看到他们捐的钱起到作用”

　　记：您后来为什么会想到自己成立基金呢？

　　冯：我曾经遇到过没有机会读书的孩子，非常同情他们，捐给当地有关部门很多钱，用于帮助这些孩子重新上学。捐完后这个部门没有给我出具任何收据或证明。但我出于一种信任，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关中央领导见到我后了解到这件事，就督促我过问一下。后来我找到那个部门，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他们竟然说拿这笔钱去做生意了，想赚更多的钱来帮助孩子。我当时就呆住了。如果说做生意的话，我比你更有经验，应该是由我来做啊。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提醒我不能再这样做了，这对我自己是不负责任。于是我就成立了基金，自己参与管理，这样就放心了，能看到这些钱真正用在孩子身上。

　　记：您为什么会成立儿童弱视的专项基金？

　　冯：中国太大，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太多了，谁能面面俱到呢？所以我决定选准一件事，然后专心把这事做出点成绩。中国3亿儿童中，弱视的发病率是3%-5%，也就是说1200万儿童与生俱来患有弱视病症。1200万的概念是两个香港啊，这是不得了的事。刚好这时我了解到，中国有一种全世界最先进的治愈弱视的技术，我想，这一定是上天为我指明了道路。

　　当时我就跟妇联的陈慕华大姐、顾秀莲大姐沟通，她们也觉得这个群体太值得重视了。于是我成立了儿童弱视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帮助农村的弱视儿童得到及时治疗。

　　记：刚才我看到医院里有不少戴着小眼镜的孩子，从着装看家境应该都很贫困，那么他们的诊治费是如何收取的呢？

　　冯：香港有很多知名人士给我们捐款，我们就把这些钱捐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下面的儿童弱视专项基金。这个基金是由我首先捐了100万成立的，其他人捐的钱也都放在里面，所有的捐款由儿基会统一管理。然后我们通过妇联和基层联系，在贫困地区的学校进行初步检查，由专家确定病因后，我们的救助就会从路费开始，到住院、检查等一共48天的诊治费用全免。

　　咱们这个国家的技术真是太棒了，48天基本上可以治愈。由于效果好，捐赠人非常开心，因为能看到他们捐的钱起到作用。比如成龙捐助了100个甘肃来的孩子，甘肃妇联就会把这100人的家庭情况详细提供给我们，治疗前视力是多少，第一个小疗程之后的视力如何，第二个小疗程怎么样，一直到完成一个大疗程后，基本上全部都是治愈的。我们就把这些治疗结果反馈给成龙，他看到每个小孩的具体情况后非常开心。

　　花大钱与做小事

　　在冯丹藜的办公室中，有观音像、佛像等摆设，这似乎昭示着主人的一些心思。

　　记：您是一位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管理者，这样比较传统的布置与您的信仰有关吗？

　　冯：这些摆设是我走到哪里都要有的，营造这种环境可以让自己放松、舒服，有一种内心的安宁。所有的信仰都是导人向善的。我对这些信仰是一种随缘的态度。我不在意那些表面的形式，我看重的是内涵。

　　记：您从2003年做环境大使，您认为您称职吗？

　　冯：在10位环境大使中，来自香港的只有我一个人，这是国家环保总局对我的信任。当了两年的环境大使，严格说我是不称职的。环保这两个字说起来是很轻松的，实际上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一个人在这两个字面前几乎是无助和无奈的，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你不可能改变这其中的任何事。现在环保早已不是从前那种告诉别人不要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概念了。环保关系到国家的政策、法律、职能部门的具体控制手段、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现代文明的体现。环保是一个需要花大钱的事业，是不可以不做的。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一代一代的人持续做下去。

　　记：请谈一谈你在环保方面做的一些具体的事。

　　冯：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把成龙请到内地来进行环保宣传。我抓住了每一个可以说话的机会，每一个可以参加的活动，抓住了身边每一件可以做的小事。比如从前我工作了一天特别累，回家后把浴缸的水放得满满的泡一个澡，洗完后把水放掉，我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现在，我把水只放到以前的一半，而且洗完后水不倒掉，用来擦地、冲洗。家里人觉得很奇怪，说我怎么变得这么小气了。再有，我的一些信件中，有不少是宣传单，以前我都是把它们扔掉，但现在我都一张张整理平展后钉在一起，用背面做记事簿用。

　　记：您在管理公司的同时，还在做公益事业，这样会不会很辛苦？

　　冯：是很辛苦的。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记：在做公益事业时，您从来不冠您公司的名字，而内地一些企业家在做善事时，往往要提及自己的公司或企业。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差异？

　　冯：这个问题我一直想找机会说。我在香港看到一些名人、一些善长仁翁做善事求的是让自己安心，一种对社会奉献之后的满足。而在内地，却是下达任务，鼓励你去做，谁捐了多少全都公布出来，而不是自发的。其实慈善本身是一个人心灵上的一种需求，一定要是自发的，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我之前提到一定要有“家”的概念，你帮了别人，他回报你一个笑容，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圆满，这个才叫什么都有。否则你仅仅是物质上什么都有了，其实在某些方面是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