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五马（9）

　　解放宁夏的任务，由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指挥的原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担任。全兵团63、64、65三个军，下辖9个师、30个团，计8万多人马，在三边军分区地方武装和宁夏工委领导的回汉支队的积极配合下，分南、北、中三路，于9月初浩浩荡荡向宁夏快速挺进。时马鸿逵已飞逃，由其子马敦静代理省主席和全省军事最高指挥官。

　　19兵团3个军在中宁会师后，于9月17日打响了解放宁夏的最后一战———金灵之战。

我军在当地广大回汉人民的热情支持下，连夜进军，奋勇杀敌，经过3天4夜的战斗，就取得了金灵战役的辉煌胜利，彻底打垮了宁马军的所谓主力军，先后解放了吴忠堡（20日）、金积县和灵武县（21日），并控制了敌人的退路———黄河仁存渡口。

　　9月19日，马敦静亦飞逃。宁夏军政已是群龙无首了。当天，马鸿宾指示其子、81军军长马惇靖与我军签订和平协议。22日上午，马鸿宾出面召集宁夏军政主要负责人开会，商派谈判代表。会上经马鸿宾提议，推派卢忠良为全权代表，马光天、马廷秀为代表，3人共赴中宁，与19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等首长会晤。23日与19兵团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的协定》，当晚，应银川各界人民之请，解放军派先遣部队进驻省会银川市，从而标志着宁夏省的解放。

　　马鸿逵逃到台湾以后，国民党监察院伙同山西省的一些“监察委员”，提出了弹劾案，弹劾马鸿逵、马步芳贻误军机，丧失阵地。

　　马鸿逵留台忍辱数月，悟到留在台湾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就先让四姨太刘慕侠赴香港“看病”。12月初，刘慕侠来电“病危”，要求“夫妻见最后一面”，马鸿逵即持电报，向“副总统”陈诚请了半个月的假，带六姨太赵兰香等于8日飞港，住在皇后大道辉农台继园一号别墅家中。次年，五姨太邹德一和马敦静一家等人也以种种借口先后飞到香港，同在一起生活。其间，继弹劾之后，台湾当局行政院又以“放弃职守，擅自撤兵”正式给马“撤职查办”的处分。中央党部也先以“附匪”、后改“未报到归队”为由，将马“除党籍”，此事不了了之。

　　马鸿逵一家于1950年10月飞赴美国旧金山居住，后迁至洛杉矶，在郊外购置房产定居，并开办了一个牧场。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78岁。

　　在马家军阀面临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时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能认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选择了与其堂弟马鸿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由其儿子马惇靖、马惇信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党陆军第81军和平起义，回归到人民的怀抱，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

　　国民党81军起义以后，19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师、4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实编9414人。12月18日，在独二军驻地中卫县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马惇靖代表全军接受军旗，并率领全军指战员宣读誓词，表示独二军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立功。1951年，独二军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1952年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开始在宁夏平罗县西大滩从事军垦建设，后转为地方国营农场建设，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马惇靖于独二军整编为独一师时，调宁夏省军区任司令员，独一师师长由马惇信接任。1954年，宁夏建置撤销，宁夏省军区同时撤销，马惇靖调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61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2年10月1日，因患肾癌病故于兰州，终年66岁。

　　马鸿宾先生在宁夏解放以后，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第一副省长兼省民委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马鸿宾晚年热爱共产党，竭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建设大西北，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60年10月21日，马鸿宾因患胃癌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兰州市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

　　回族军阀势力是由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中的一批实力派蜕变而形成的。这种蜕变的成功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和清王朝所反映的实质并无二致。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在封建生产关系强大而完整的西北塞外确立自己的统治，这也说明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惨重。但回族军阀政权取代清政府的西北统治是有意义的。它使西北回族彻底摆脱了清政府对回族的歧视和压制，回族上层得以广泛参与政权，实现了回族社会的自我管理。尽管回族军阀的专横和残暴不亚于清政府及其他军阀，但它毕竟使回族解除了受外来力量统治的压抑感。因而，这一政权赢得了回族，首先是回族地主上层的拥护和支持。这正是回族军阀以区区数万之众能在战争迭起、风云变幻的年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回族军阀经历20多年的军阀混战，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和巩固，他们在绝对服从中央的口号下，与国民党结成了稳定的政治联盟，走上了抗日战争时期稳步发展的阶段。可以说，通过兼并和削弱各地军阀而建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权成了西北回族军阀鼎盛发展的外部条件。

　　由于这种发展，诸马才有了在解放战争中与人民革命军队相周旋、相对抗的资本。然而同时他们也被纳入到国民党政权体系之中，不可能超出国民党政治生命的临界点，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洪流所席卷。回族军阀几代人惨淡经营的统治在短暂的3年解放战争中消失了，雄视一时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人不得不离开父母之邦，在异国的风雨中了却余生。

　　20世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席卷中国的年代。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西北回族军阀对人民革命运动十分恐惧和敌视。他们深知革命运动的历史趋势和他们的统治是尖锐对立的。当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后，他们害怕被红军所消灭。而且在他们统治范围内，阶级矛盾日益发展，革命的影响将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因此，如果说在军阀争夺中他们还能随波逐流、态度含糊的话，对于革命运动则表现出明确和坚决的反革命立场。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起，他们扩充军队、建立保甲、严密文网的种种措施，主要是针对人民的，并且和人民革命做了最后的较量，用他们螳臂当车的挣扎证明了历史的必然。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西北军阀带着满身的历史尘埃逝去了，西北回汉人民迎来了新的时代，说明回族和全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和共同的历史命运。（完）(吴忠礼)（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