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重访山西三盲院长案(2)

　　“姚晓红难题”求解

　　在当时全国性的姚晓红案讨论中，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姚晓红这样的人可以混入法官队伍，可以代表国家执行法律？法官的素质该由谁来保障？一系列疑问被称为“姚晓红难题”。

　　姚晓红本来是一个农民，1981年进入县供销社当工人，1983年被调到县法院当司机。1986年以工代干当上了法院办公室副主任。1989年升为主任。此后，姚晓红通过造假、托人代考等方法获得了大专文凭，1995年被提升为副院长。

　　而事实上，他小学也没有毕业。从1995年后，他开始代表国家维持当地的司法公正。

　　在姚晓红之后，这里法官的素质依然令人忧虑。

　　中国在1995年才开始实施《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在此之前，法院院长可以随意任命助理审判员，人大任命的审判员、法院院长也不需要任何考试，这一机制使姚晓红可以成为法院副院长。

　　《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实施以后，任命法官必须经过考试。从1995年到2000年之间，这一考试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组织执行。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设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明确提出，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是今后相当长时期法院队伍建设的主线。

　　从这一年开始，国家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需要任命的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通过这一考试，绛县司法局局长刘玉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绛县实行司法资格考试三年来，全县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

　　绛县法院副院长贾亦虎说：“这些制度将那些素质低下的人挡在了法院的门外。如果是在现在，姚晓红进不来法院，即使进得来法院，也绝对当不上法官。”

　　但是，绛县法院副院长李文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从1999年姚晓红案件以来，绛县法院还没有进过一个人，也没有任命过法官。

　　据了解，如今绛县法院总人数93人，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60人，在这60人中，六人是从山西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其他人的本科学历是从电大、自考和函授渠道获得的。

　　没有经费法院还要办下去

　　贾亦虎说：“基层法院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官职业化的距离还很远。但是，由于现在法院严重超编，新毕业的法律本科生又进不来。这就形成了一个结。”

　　而绛县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郝卫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整个检察院只有一个人具有全日制法律本科学历，其余的人都是在工作中得到的学历。“现在的情况是能进来的干不了活，能干活的进不来。”

　　李文俊说：“中国每年出台几十部法律。具有新知识的应届法律毕业生无法进来，现有在职法官的知识极其陈旧。”

　　他认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前不久出现在内蒙古等地的笑话是，基层法官将早已经废除的法律文件作为法律依据出现在判决书中，很能说明问题。

　　李文俊急切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基层法官的培训。作为法院副院长的李文俊只在2003年接受过一次培训，副院长如此，“普通的法官就更难轮到了”。

　　2005年9月3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绛县法院，法院没有审判庭，每次开庭都挤在会议室。记者来的时候，位于二楼的会议室内挤满了人。

　　李文俊称，地方财政给法院的办公经费是每人每月20元，其他开支只能靠诉讼费来维持，“连加油钱都不够”。

　　在绛县法院执行案件的时候，每次都让当事人出加油钱，这使公众很难理解。曾经一直向上告姚晓红、最先称姚为“三盲院长”的绛县农业局原纪检书记樊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多少年了，他们一直这样明目张胆地做。”

　　绛县法院党组书记杨留锁痛心地说:“我在没有调到法院的时候也不理解，但现在确实知道法院的难处了。我们没有经费，但法院还要办下去呀。”

　　杨留锁曾经参与一个案件的执行，执行标的只有几千块钱。他和执行局长一起去，跑了三趟没有办成事情，却让当事人白白加了150块钱的油。

　　不让对方出，就得自己垫。一个月几百块钱工资，还要养家糊口，自己不可能掏钱工作。姚晓红案到现在还让法院的人恐惧，“有些事情，我们要是有一点办法，是不会这样做的。”

　　姚案的土壤依然存在

　　山西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说，“姚的主要犯罪事实都出现在1986年到1998年期间。这段时间正是法制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完善。”

　　当地政法系统一位老人回忆说：“那些年基层政法队伍与群众关系比较紧张，被群众骂作‘258’，就是恶人的意思。”

　　他说：“那时候基层政法队伍根本没有人权意识,拿手铐铐人的事情常有发生。”

　　姚晓红案发不到两年，在陕西渭南富平县法院出现了“舞女法官”的报道。

　　1996年8月，山西渭南富平县“坐台小姐”王爱茹以虚假的档案材料，通过不正当途径调入富平县法院担任书记员，后又当上法官。2001年被媒体披露，举国震惊。

　　当时有人以“舞女当法官、流氓提院长”来讥讽基层法官的素质问题。

　　郝卫忠说：“其实在当时的全国基层政法系统中，素质低下的何止这两个啊。主要是不完备的制度造成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法制化的进步，各项监督制度都比前些年完善了。“舞女当法官、流氓提院长”的土壤早已不存在了。

　　当时媒体在采访绛县法院院长吴金喜的时候，吴曾说：“县委、人大，谁不知道姚晓红的情况？我一个院长算啥？”

　　魏守峰在姚晓红出事前的1998年就已经调到绛县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他说，原来的时候，人大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监督活动。但这些年他明显感觉监督力度的加强。

　　现在除了一直以来在人大会议上听取法院报告和法院院长述职外，还大大加强了对法院日常工作的监督。

　　如果姚晓红出现在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局面？魏守峰说：“现在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出现姚晓红这样的案件。但绝对不会发展到那么严重才处理。”

　　但他同时认为，即使到今天，法律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会不会再出姚晓红这样的事情，还要看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

　　“在没有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法制国家之前，人的因素不可忽视，姚晓红的事情给绛县领导时刻敲着警钟，令我们时刻想着公检法的问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郭高中/山西绛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