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僵局的经济解读

　　今年9月18日的德国大选并未如选前阿伦斯巴赫研究所民调预测的那样，默克尔领衔的基民盟/基社盟以领先施罗德挂帅的社民党9%左右的较大优势获胜组阁。其仅有的0.9%的锱铢之胜，即使加上盟友自民党，也没有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48.5%的门槛票数。德国政坛随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政府“驯而未决、新总理拖而难出的局面。DAX指数应声而跌，欧元次日创下一月来新低。德国大选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僵局？新财经周刊为此采访了复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丁纯博士。

　　“发动机”沦为“大拖斗”

　　新财经周刊：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对此大选僵局的基本判断是：德国是输家。这一选举结果既反映出德国选民对德国经济、社会陷入困境的无奈，同时也流露出对施罗德政府改革举措及其实施结果的失望和对默克尔上台后可能推行的相对忽视社会公正的、较激进改革的担忧。出现这样的局面，其经济、社会背景是什么？

　　丁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段时期，尤其是施罗德执政这七年，是德国建立以来经济发展令人比较失望的阶段：经济增长缓慢，1998年到2004年年均增长率仅为1.3%，是联邦德国建国以来最低的；失业人数不断攀高，今年2月达到了创纪录的521.6万，失业率逾12%，东部甚至高达18.4%；私人消费疲弱、年均增长率只有1.5%；固定资产投资不振，2001年到2003年连续三年负增长，去年增长率也仅有0.14%；财赤居高难下，公共财赤占GDP的比重连续多年突破欧元区规定的3%的警戒线，平均为3.8%；创新活力日益消失、保障支出缺口难填、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区位优势不断丧失、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渐趋尖锐，德国经济与社会制度性弱点愈发明显，患上了“德国脖。对此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称德国从欧洲经济的“发动机”沦为了“大拖斗”。

　　经济的六大“硬伤”

　　新财经周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经济社会目前的这种困境，完全怪罪于施罗德政府执政七年理政不力是有失公允的，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是德国国内外一系列系统与个别、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丁纯：此次德国大选僵局既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一系列结构性痼疾的烙印，也有经济全球化和老年化加速冲击的背景，还有两德统一这一特殊事件的影响。

　　首先，高福利制度和理念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联邦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强调对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罗万象的莱茵模式的福利国家制度。目前，该制度所提供的高福利待遇，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数据显示：以社会养老、医疗、事故、失业和护理保险为主，包括了公务员退休金、农民养老补助、育儿、教育、住房津贴、青年补助、社会救济和战争受害者赡养费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33.6%，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的各种法定社会保险的强制缴费率已达工资总额的42%；而日益加剧的老年化趋势使得主要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筹资愈加入不敷出，只好以提高社保缴费和税收来维持；德国西部员工的带薪假日是日本的2.5倍，而周工作时数却是发达国家中最短的。

　　高福利导致高成本：工资中社会保障缴费等附加成本相当于直接工资的78%，2002年加工工业平均小时工资成本高达25.35欧元，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三。福利支出还带来高国债、高税收、低竞争力、出口相对下降、低盈利、高破产率、低消费、区位优势丧失、国内投资不振和资本大量外移，最终荼毒经济，造成高失业，遏制福利增长，陷入恶性经济社会循环。

　　此外，高福利制度和理念的阴影已经弥漫扩散向物质、精神、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因为过于强调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要素”的保护作用，加上德国人循规蹈矩的传统，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已经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暮气沉沉。

　　其次，科研体制制约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使经济缺乏增长点。上世纪80、90年代德国科研主攻方向，尤其是基础研究方向遴选上的失策、科研体制和经费上的制约、相关科研人员的匮乏、技术硬件设施配置普及滞后、民众的认知与运用深度的不足，造成了上世纪90年代德国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领域与美国的差距明显拉大，相关技术的运用和普及落后美国数年。这主要由于上届政府执政时期国家研发投入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显得不足，研发投入占GDP之比常常低于2%。同时，德国2/3的科研经费来自企业，德国世界领先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化工、机器制造和汽车等次新行业，为了自身眼前的利益，德国企业和科研机构一贯将科研重点放在了这些成熟领域的技术改进上，作了不少锦上添花的工作，却缺乏创新科研。

　　这致使德国在信息技术，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改变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技术平台领域跌了大跟斗。尽管施罗德政府上台后推动了大量引进

　　计算机人才的“十万绿卡”工程，并将研发投入提高到2.5%GDP，但前期失误的后遗症依然明显。

　　同时，德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过于缓慢，对夕阳工业保护挽救过度，对次新产业扶持过盛，对信息等高技术产业的扶持过弱，使新兴产业的兴起与成熟过于拖后，无法形成类似美国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产业这样一个能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活跃的新兴支柱产业。而汽车等次新产业则面临来自新兴工业化和东欧国家的低价竞争，腹背受敌，经济缺乏增长点。

　　第三，过度的劳工保护制度等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失业严重。德国工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德国雇员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共同参与决定制》的实施、加上过度的解雇保护政策和过于宽厚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使得雇员在企业决策、工资议定、聘用解雇方面权力过大，造成雇主不敢轻易解聘和雇佣员工，雇员失业后不急于重新就业。

　　第四，企业治理结构的分权特征使企业反应迟缓。德国企业高层实行两极分权治理结构，公司的管理由类似英美公司董事会的监事会、类似经理职能的执委会两个机构组成。任何重大决策一定要在这两个机构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方能付诸实施。形成了一种互相制约机制。这固然有利于相互监督，保障经理和雇员阶层利益，防止个别人大权独揽、控制公司。但其弊端也很明显，要让代表不同利益的各方，作出快速一致的决定实属不易，容易贻误商机，难以适应全球化激烈市场竞争的要求。

　　第五，宏观管理体制的僵化和宏观调控手段的减少降低了经济管理效率。德国人传统的严谨作风造就了德国经济管理法规的齐全和机构职责的严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法规繁琐，据称德国税收文件篇幅是全球总量的70%、程序复杂、机构繁多、制度僵硬、办事拖沓、官僚主义盛行。加之，欧元启动后，德国政府不仅缺少了重振经济的货币调节工具，而且欧元区有关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标准又使德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受到极大的掣肘，频受警告。

　　最后，两德统一也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总体经济。两德统一、东部重建的巨大财政压力拖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影响了整个经济景气大局。仅从1990年到企业转制基本完成的1994年，德国包括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及专门为援助东部而设立的“德国统一基金”和“共同振兴东部工程”等各类财政转移支付高达6172亿马克。目前，为了最终拉平德国东西部在经济实力、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准等方面的差距，每年各种形式向东部实施的财政转移支付仍有千亿欧元。旨在振兴东部的第二期团结协定也将延长实施期限，联邦政府为此得专门支出近1600亿欧元。

　　凡此种种制度性弊端和特殊状况，使得德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适应以低成本、高效率、快反应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冲击。德国朝野上下也均意识到不改革德国经济无法维持下去，是对德国人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莱茵模式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了。

　　两派的“经济角力”

　　新财经周刊：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并且，在选举的压力之下，施罗德政府不可能不有所行动吧？

　　丁纯：确实。在形势逼迫下，作为执政的社民党右翼的施罗德总理，在总结

　　其首届任期局部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克服了来自党内左翼的阻力、统一了执政联盟内部的步调以及取得与反对党的妥协后，于2003年3月14日正式推出了包括税收、劳动力市尝福利制度改革等在内的名为《2010议程》的一揽子总体改革计划，尽管该改革计划实施以后触动了选民的个人利益而广受非议，但社民党认为其方针是正确的，需要假以时日。

　　因此该计划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在此次大选中社民党的选举纲领中基本得以保留。主旨是希望：1、通过税制改革，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纳税负担。主要是降低雇员所得税的最低税率（从2003年的19.9%降为2005年的15%）、最高税率(48.5%降为42%)和提高起征金额(从7235欧元升为7664欧元)，以刺激居民（尤其是低收入者）消费，带动对企业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为维护社会公正促进教育与研发主张征收“富人税”。

　　2、通过对养老、医疗和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削减相关福利待遇和让个人承担更多自我责任，减缓福利费用连年上升的势头，稳定养老、医保的缴费率，减轻雇主、雇员和国家的财政负担，从而降低成本，活跃经济。

　　具体来说，养老保险方面：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推迟养老金待遇的向上调整、支持雇员以自我资本积累模式筹集养老金等方式遏制养老支出的上升、稳定缴费率（19.5%）和工资附加成本，支持投资和就业政策、应对老年危机；医保方面，患者要自付更多的医药和住院费用，看牙医和全科医生每季度要缴10欧元的诊疗费用等，从而将医保缴费控制在13.6%水平，以维持有支付能力的医疗保健体制能正常运营和降低工资成本。

　　在竞选纲领中社民党提出了不论贫富，商业和社会医保一视同仁、覆盖全民的国民医疗保险概念，每个投保者均按其收入和待遇缴费；此外，还削减对自有住房、子女津贴以及交通补贴，以减轻财政负担。

　　3、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变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遏制失业者的道德风险、鼓励创业、打压失业、提高就业。主要通过实施《哈尔兹法》，放宽解雇保护措施使小企业和创业者更易雇佣新劳力；将联邦劳动局改为联邦劳动信息局，以提高职业中介的效率；同时通过私营的人事服务信息社介绍失业者从事零工和借用工作等方式使失业者迅速回归就业市场；以免税补贴的形式支持自创小型企业的失业者，同时通过免税形式鼓励失业者从事月毛收入不超过400欧元的微型职业就业；将原先的社会救济和失业保险合二为一，同时通过强制要求长期失业者接受相关工作的措施提高失业成本以遏制懒惰行为。

　　新财经周刊：我们知道，作为反对党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在政策上，尤其是经济改革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它们各自的经济政策也成为其“争取执政”的利器。那么，能不能谈谈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丁纯：作为传统的中右政党，基民盟/基社盟的改革思路较之社民党相对注重社会公正，主张稳妥改革的社民党明显偏右，强调实施盯住效率为核心的、相对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侧重为雇主、高收入者减负和松绑，以刺激投资，振兴经济和扩大就业，较忽视社会公正问题。

　　在打压失业方面，基民盟/基社盟主张建立由雇主和员工组成的企业就业联盟，在解决事关就业等问题时，只要企业委员会和2/3职工达成一致就可以违背现有有关协议工资的法律规定。此举明显倾向于雇主而削弱了工会的权利；通过实施灵活的解雇保护措施和给予雇主工资优惠的形式鼓励雇主雇佣员工和失业者。同时，运用降低失业保险缴费率的手段降低用工成本。

　　在减税方面，基民盟/基社盟除了提出更大的所得税税率下调和更高的起征点外，该党尤其强调税率的简化和企业法人税的下调，其影子财政部长保尔·基尔希霍夫甚至提出备受争议的25%的统一所得税税率,同时提高增值税以弥补财政缺口。可以看出：其倾向均是要为业主和富人减负,以刺激经济，而不太顾及社会中下层的利益。

　　在社会保障方面，最大的差异是在医保领域。基民盟/基社盟提出了以统一的每投保人每月缴纳109欧元（加上雇主缴费部分，医保机构获得每人每月169欧元）人头费为基础的新医保方案，与原来医保制度相比，这一方案显然对雇主和富裕者有利。

　　在能源方面，与左翼政府相反，基民盟/基社盟主张恢复使用核能以降低能源价格和生产成本。

　　新财经周刊：两派的经济主张“个性鲜明”，这是否意味着，德国经济会因为选举结果的不同而走上不一样的道路呢？目前看来，联合执政可能性不小，这对德国经济是利是弊？

　　丁纯：政府组成目前还未有定论，因此，德国此后究竟会采用哪党的改革方案还是综合两党的主张形成混合计划，还有待观察。如果出现大联合政府的局面，对德国经济的改革可谓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左右共治有利于实施统一的改革计划，有利于聚拢人气和民意；但另一方面，政府中力量相当的两大政党要达成一致也颇为麻烦，考验着两大政党的妥协和执政能力。

　　陆绮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