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育思维定势：对于80后出生的人，往往被归类为独生子女部落；对于农村80后出生的有哥哥和姐姐的人，被注入到了“超生游击队”一族；而对于城市中80后出生的有弟弟和妹妹的人，则往往认为是富人特权的产物。
不是吗？据有关资料显示：超生的中国家庭，占据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只不过他们选择的超生方式和手段各异。为躲避
处罚和不准生育，农村的超生常常采取的是悄悄离开户口所在地的他乡生育行为，因为没有准生证往往被斥为“非法”生育行为，甚至导致黑户的出现；而城市的超生则往往是富人和名人的天下，在传宗接代、培养“事业接班人”、“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的成长环境”等动机支配下，他们采用的方式：同境外人士结婚、自己获得国外“绿卡”或国籍合法生育多胎，或者花钱“买”二胎准生证，使孩子出生“合法化”，至于在本地生或是国外生则随他们自己的心愿。这就是“超生游击队”和“超生正规军”的区别。（2005年8月24日国际先驱导报：生育第二胎成为中国富人特权）
富人们不顾计划生育部门的批评教育，而动用经济手段和社会资源使其超生行为获得认可，就其付出的经济成本对农村家庭来说往往是天文数字，而对其自身来讲则为九牛一毛。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很高，一般人就是有生第二胎的念想也是无法把它变为现实行动的。而对“二般”的富人们，可炫耀的资本是：谁让我穷得只剩下钱了，谁让我能生得起、养得起、并使其出人头地呢。现在，农村的二胎生育走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令人忧虑；而富人的超生，则会使孩子享受到很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受到很好的教育，怪不得有些富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其送到美国和英国上学。而从现实的人口自然更替来讲，生二胎则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可避免许多社会问题。但“人口素质”论、人口自然更替论等等论调都不能成为富人超生的籍口，成为为其特权辩护的盾牌。就是人口自然更替论也应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前人的非理性人口过多繁衍事实已使我们失去了实施二胎生育的现实可能性。虽然富人们所占人口数的比例是处在人口金字塔的顶端，即便生育第二胎对我国的人口总数增长亦可忽略不计，但富人毕竟吸引着公众的眼球，他们的言行，其示范效应和感召力不可低估。在以法治国的当下，公众所强烈呼吁的是公正和公平，所要求的是生育权力的人人平等，在生育权面前无特权。
的确，莫管是对富人、准富人，还是准穷人、穷人，计划生育都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一定的阶段这一点都毫无动摇。我们并不否认只生育一胎的政策所带来的诸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独生子女症等负面效应，但是这却无法抹煞自从此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少生3亿多人的巨大成就。温家宝总理经常说：我们很多东西除以人口这个巨大的分母都变得少之又少！看看我们今天的就业形势、看看今天日益紧缺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看看我们周围愈加严峻的生存环境，我们还有什么生二胎所谓的各种“言之凿凿、听之切切”的理由。不错，我们是可以把沉重的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的，可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况且在基数已很庞大的境况下，多出生1个人就意味着多占用1份自然和社会资源。我们要毫不犹豫地从个人的小我中解脱出来，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康，21世纪的中国人应克制自己的生育愿望，做出必要的“牺牲”：少生孩子！在这方面我已经做到了，你呢？！ (作者：李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