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人们常把“不能欺”、“不敢欺”、“不忍欺”，视作行政“三境界”。史书上举例说：子产治郑，下不能欺；西门豹治邺，下不敢欺；宓子贱治单父，下不忍欺。为什么不能、不敢、不忍欺呢？这里，笔者不揣浅薄，说点缘由，发点议论。
不能欺，在明。子产治郑，下之所以不能欺，原因在于其善于“明察秋毫”，下吏几无办法耍花枪。明在何处？“官明在听”。而善听有二。一在“兼听”。兼听则明，偏听
则暗。多面听，听多面，有比较，有鉴别，方能去伪存真，明乎实情。二在“深听”。行万里路，进万家门，深入实际多看、深听、勤调研，达到明下情于“深山穷谷之中无隐弗达，妇人孺子之情无微不照”之程度，自然就能做个“明白官”。而“耳聪目明，普为仁表”，哪个还能欺蒙？！
不敢欺，在威。西门豹治邺，下之所以不敢欺，关键在其有着“威镇四方”的声望。威从何来？不在权势，也不在霸道，权势不等于权威，霸道更非威望。古有“官箴”说得明白，“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威望来自公和廉。《吕氏春秋》曰：“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若能去私尚公，秉公守廉，行如春风化雨，立如玉树临风，那就不言威也威自立。如此，下吏们“望风畏服”，哪敢欺乎？
不忍欺，在情。宓子贱治单父，下之所以不忍欺，核心在其“情深义重”。为官行政若能与百姓心相通、情相融，倾其心血为民谋，哪个还会忍欺蒙？现在我们讲“当官即为公仆”，公仆之情怀，很重要的就是“视民之不安，如疾痛在乃身”。焦裕禄为根治兰考盐咸等“三害”，拖着病痛之身，与老百姓一起风里来，雨里往；孔繁森爱藏民胜过爱亲人，卖血养孤儿，问苦进寒门，殚精竭虑谋民福……对于这样的好“官”，人们不但“不忍欺”，而且还会深爱之、倍敬之。
上述“三境界”，若能相得益彰，可谓最好。当然，古代官员能做到其中一二也就不差了。今天，笔者说起这“三境界”，是觉得这“三境界”对于我们今人仍有启迪意义。我们现在为官行政，有科学理论指导，有明确的为民宗旨，有一系列现代法律法规的规范，需要更讲科学、更讲民主、更讲法治，当然不能只重“明、威、情”了，但在致力于提高行政水平的过程中，我们注意汲取其精华，也仍有必要。因为这有利于我们丰富营养，有利于在继承和创新中达到行政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