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须以宏观战略思维处理复杂的中日关系

　　新华网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6日发表一篇评述中日关系的文章称：中日关系错纵复杂，矛盾众多，哪些应占主导地位，而哪些则应暂时淡化，须以宏观战略思维予以处理。这篇题为《中日关系：宏观战略思维刻不容缓》文章的要点如下：

　　日本众议院大选，小泉大胜，至少传递了两个信息：一、中韩等国看重的小泉外交失误，在日本选民的天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二、不管小泉个人取向如何，小泉路线将在未

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导日本的内外政策。

　　因此，目前重要的是应该思考一个深层的问题：究竟如何以更为宏观的思路来调节未来的

　　正视结构障碍 确保关系平稳

　　必须承认，中日关系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的障碍和无奈。所谓结构性障碍是指：一、过去三十多年里中日关系的战略框架已发生变化，当年美中日的非正式同盟关系，已由目前的中美潜在对抗、日本在其中游刃有余所替代；二、东亚第一次出现两强并列局面，中日从政府到民间都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心理调适过程，而只有当中国崛起的过程真正完成，中日关系和双方民间心态才能完成理性调适。

　　就双边关系而言，应该全力争取的，就是在这一极其漫长和艰难的调适期中，确保关系基本平稳，至少不向恶化乃至“必有一战”的最坏结果演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中日关系的结构性无奈，亦即许多中日人士的直觉表述：“中日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问题是：这一调适过程，正好与美中日三角潜在战略冲突关系同时出现，因此就更加复杂。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既折射了中日两个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定位和心理调适过程，同时也带上了美中日潜在战略冲突的特征；日本为了在中日定位和心理调适过程中获得安全感或主导权，必然在中美潜在战略冲突中更为偏向美国。

　　因此，中日之间因微妙的民族心理因素而变得十分复杂的关系，必然成为新国际格局中一组十分独特的潜在战略冲突关系。这里的微妙在于，无论是心理调适过程，还是美中日的潜在战略冲突，都已不再类似冷战年代非敌即友的截然对抗关系，而是如处十字路口，双方都在探索和互测底线；况且即便民族心理调适再难和战略冲突局面再复杂，中日两国毕竟有作为邻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如何磨合并取得双赢，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放弃友好迷思 回复正常关系

　　当然，所谓“中日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有一个基本的内涵，那就是鉴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障碍，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发展出一种真正的友好关系。因此，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是放弃所谓友好的迷思。但中日关系也不能任由其向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而需要回复到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的状态。

　　所谓正常的国家关系，就是指国家之间由于利益不同必然会有冲突，但双方都有理性和合理的机制来处理和调解冲突，从而使国与国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平稳、理性的轨道之上。

　　在中日漫长而艰难的民族心理调适过程中，亟需建立的就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

　　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不但充满情绪性的判断，缺乏对对方心态的理解和感受，而且每每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支离破碎、彼此没有逻辑关系的策略举动。所以，人们看到中日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往往各说各话，缺乏焦点：而中日关系也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情绪牵动着朝越来越趋恶化的方向滑坡。

　　其实，无论是中日官方还是民间大部分人士都认识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中日在本世纪都不应该，而且也无法承受所谓“必有一战”的代价，甚至像现阶段这样的关系恶化状态也不能长久下去。这其实就是如前所述，作为邻国，共同利益是理性处理双边关系的基础。但有了基础不等于就能平稳发展，相反众多的纠纷和争端夹杂着情绪，时刻都可能擦枪走火。如何巧妙化解矛盾，对双方都是挑战。

　　着眼大坐标系 抓住主要矛盾

　　中日矛盾林林总总，但归纳起来无非三大类：一、历史纠纷；二、因中国迅速崛起、日本停滞不前而导致的中日亚洲定位之争和民族心理调整；三、潜在战略冲突。其中，最关键也最艰难的是第二点，而第三点和第一点固然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但却往往因第二点无法解决而被用来作为情绪化的出气口。

　　所以，有必要将中日之间的上述所有问题放在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除了中日之间的上述问题，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还应包括影响中国在本世纪崛起的外部因素，其中主要是美国因素和

　　可以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是直接影响或制约中国崛起的三大外部因素，而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又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这样，中日关系众多复杂问题中，哪些应占主导地位，而哪些则应暂时淡化，也就不言而喻了。(完)(/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