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医院门前活动猖獗的“号贩子”、“医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据10月9日《新京报》报道，卫生部等单位8日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其中，对“号贩子”、“医托”活动频繁的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可根据需要设置警务工作室。
警务室开到医院，必是有其用武之地。医患纠纷中蓄意生事之徒，“号贩子”、“
医托”之类，自是需要公安力量的打击、震慑。当然，其作用也就仅此而己了。对于因医疗体制而衍生的疾患，医院警务室大抵是难有作为的。
这是一个必须弄清的症结所在：“号贩子”、“医托”之所以猖獗，不是因为打击之缺位或不力，而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带来的必然后果。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的30％又集中在大医院。与此相对应的是，乡镇医院和农村卫生所生存艰难，对很多病种没有收治能力。同时，一些基层医院为了创收把一些科室承包给外人经营，江湖黑郎中趁虚而入。这就导致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百姓“迷信”大医院的壮观景象（据9月26日新华社）。
若指望医院警务室的设立能够改变一种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局面，当然实属搞笑。问题是，当资源分配的格局仍不能趋向公平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对“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的效果抱以乐观预期？更何况，以常识而言，只要存在一条通往利益的道路，那么这条路上就不可能少了人影绰绰。因此，当优势资源处于垄断性高度集中之时，当“有的求医者连挂个号都要等上20多天”之时，出现“一个14元的专家号被卖到400元”的现象，出现“号贩子”、“医托”猖獗的现象，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也就注定了单纯的打击不可能有多大作用，更丝毫解决不了“全国人民上‘协和’”之怪现状。
归根到底，“号贩子”、“医托”现象只是医改失败导致的一揽子问题中的一个。正像我们不可能期待公安力量可能解决医疗体制问题一样，同样不可能期待警务室能解决“号贩子”、“医托”的猖獗现象。杨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