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进驻医院能否镇住“号贩子”、“医托”

　　据报道，卫生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对这些人活动频繁的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可根据需要设置警务工作室。（10月9日《京华时报》）

　　郭之纯（公务员）：“医托”为害，其关键之处显然在“医”而不在“托”。若没有黑心医疗机构和黑心医生存在，再高明的“医托”也孤掌难鸣，毫无用武之地。“医托”只

相当于是鱼钩上的“饵”，而那些不良医生才是“钩”，“饵”虽然摘去了，只要“钩”还在，就说不准有哪条“鱼”会倒霉———医患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呀。

　　更何况，“医托”还有着“明暗”和“大小”之分，公安进驻医院能够对付的，显然只是那些太过明目张胆、而且在骗人手法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小托”，对真正的“大托”和“暗托”是根本无能为力的。

　　王伟（编辑）：医托、号贩子出现的根源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源稀缺性。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的30％又集中在大医院。正是这种垄断性现状，造成了大医院傲慢自大，甚至公然雇佣医托、部分人员倒卖挂号牟利的现象。

　　要想根治医托、号贩子，需要双管齐下：一，继续加大行政调控力度，使优秀的医生平衡有序地流动起来；二，有关部门切实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加强平时管理力度、频率。

　　吴思庭（职员）：我以为，以警权治“号贩”可能蕴藏着腐败：一方面是警察权力面对号贩时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越大的自由裁量权对应着越严重的腐败；另一方面是，贩卖专家号依附于垄断性的医疗体制，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化、链条化、集团化的暴利事业，这个食利群体不会轻易在外力强制下退出，反倒具备充分的“诱腐资本”。

　　对一些警察来说，让他们去治理号贩子，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敛财的肥差；而对号贩来说，原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无本万利，如今不过是要多付一点“打点成本”——不过，狡黠的号贩子是不会承担这多出来的成本的，成本会通过涨价转移到患者身上：警察看得紧，如今生意难做了，兄弟，多掏点钱买专家号吧。

　　季子（研究人员）：同一天《成都商报》上还有这样一条新闻：轰动全国的成都车站派出所“警贼勾结案”当日上午9时在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我们不由得担心：设置了警务工作室的医疗机构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成都火车站”？

　　这样的假设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基于百姓真实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是来自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成都火车站”是一起典型的个案，但不一定是“孤案”。同时，大家也不否认在重点医院设置警务工作室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继续缺乏严格的监督，任何警务工作室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成都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