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团募捐”　无奈之举的背后(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3日07:05 华商网-华商晨报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一位白血病患儿家长

　　本报记者　王甜　摄

　　核心提示

　　2005年8月26日，8位家长走上沈阳中街街头组织募捐，给自己患白血病的孩子筹集资金，随后，他们又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许多市民被这些家长打动，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此后，这8名家长又先后在中街、太原街进行募捐活动，至今，他们已筹集到了约20万善款，他们患病的孩子治疗也有了基本保障。

　　9月27日，看到这8名家长的举动收到效果后，医大二院小儿血液病病房的另外7名患儿家长连同一名202医院白血病患儿家长也走上街头，开始效仿他们的“组团募捐”。

　　2005年10月10日，医大二院12楼小儿血液病病房。

　　没有哭声，没有泪水，一边是家长担心的目光，一边是孩子呆滞的眼神，病床上一摞厚厚的付款单重量很轻，数量很“重”。

　　“孩子他爸上街募捐去了，”患儿赵明辉的母亲说。

　　自8月26日起，为了筹措儿子的治疗费用，赵明辉的父亲阿拉坦·赵和7名患儿家长一起走上街头，摆起了募捐箱，至今已经40余天，善款成了治疗费用的惟一来源。

　　9月27日，看到阿拉坦·赵等人的举动收到效果后，医大二院另外几名患儿的家长也坐不住了，采取同样的方式走上街头。

　　随之而来的是质疑、同情、争议……

　　质疑四起

　　调查结果表明没有欺骗

　　面对市民的质疑，“组团募捐”的家长很无奈。“大伙儿的心肠都很好，有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真的没有骗人。”募捐箱前，人流涌动。

　　瞥一眼，摇头，走开。这是许多市民看到募捐后的反应。

　　“这年头，骗子很多，我不想我的爱心被骗。”一位市民说。

　　“十一”黄金周期间，本报也多次接到读者来电询问，这种为患儿筹款的举动究竟是真是假？“在中街步行街东侧出口，有一伙人打着给白血病孩子治病的旗号，管路人要钱，我观察了发现他们就把东西存放在旁边一家饭馆里，像上班下班一样早晚还要换衣服（好像还分钱）；抽烟都抽5元以上的；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其中一男一女曾经在中街附近写个横幅说孩子得病，钱包被偷，没有钱了，来要钱，希望记者跟踪采访。”

　　上面是本报接到其中一名读者反映的情况，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市民对“组团募捐”这种形式的质疑。

　　张博宇、商文静、赵明辉、赵国权……几名家长报出了自家孩子的姓名。10月9日，记者在医大二院的住院登记上看到了这些名字，10月10日，记者也在医院见到了其中的几个孩子。

　　与此同时，通过调查，另外随后采取沿街募捐的家长的孩子也的确在医院接受治疗。

　　面对市民的质疑，“组团募捐”的家长很无奈。“大伙儿的心肠都很好，有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真的没有骗人。”商文静的父亲商立新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患儿家长

　　困境中的被迫“就业”

　　这种病每日花销最少300多，最多数千元甚至上万元，医生说，治疗完成至少要花20万到40万，如今我们一共得到捐款近20万，每个人分了2万元左右，远远不够。病来如山倒，当阿拉坦·赵等家长面对突然患病的孩子时，这些普通的家庭“崩塌”了。

　　阿拉坦·赵夫妻俩原先在沈阳做些小买卖，没有多少积蓄，儿子生病后，为了照顾孩子，夫妻俩不得不放下生意，家庭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商立新等几名家长也都有着同样的困难，他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下岗工人。他们目前都没有工作。这种情况下“组团募捐”成了他们的新“工作”，他们也就被迫“就业”了。

　　10月9日、10日，记者在中街和阿拉坦·赵等8名家长进行了交谈。

　　记者：这样的募捐形式是谁先想起来的？

　　家长：大家一起想的，因为孩子患病后我们身上的经济压力太大，不得不这么做。

　　记者：孩子的治疗需要多少钱？

　　家长：这种病每日花销最少300多，最多数千元甚至上万元，医生说，治疗完成至少要花20万到40万，如今我们一共得到捐款近20万，每个人分了2万元左右，远远不够。

　　记者：没有考虑采取其他的方式赚钱吗？

　　家长：其他工作也不可能筹到这么多钱。

　　记者：你们打算这样募捐到什么时候？

　　家长：沉默……

　　记者：如果明天你们没有办法采取这种方式募捐了，你们怎么办？

　　家长：我们就去其他的城市募捐。

　　说话时，8位家长神情严肃，有的眼含热泪。

　　另类求助

　　“组团募捐”开始蔓延

　　“我们是看到他们（阿拉坦·赵等人）那样做可以筹到钱，所以我们也就学着做了。”一位效仿者说。刘和龙握着记者的手，求助的时候，他身后站着的是另7位效仿阿拉坦·赵等人上街募捐的家长，9月27日开始，他们走上街头。

　　地上铺着求助的告示，边上放着音箱，播放着《爱的奉献》的歌曲，每当有人向捐款箱中投钱，家长们就会鞠个躬，说一句：“谢谢好心人！”两组募捐的家长采取类似的形式，目的都是拯救自己的孩子。

　　记者在现场记下了刘和龙等随后上街募捐的家长的名字和他们孩子的名字，在医大二院的住院部记者看到了这些孩子。

　　“为什么采取这种方法上街募捐？”记者问。

　　“我们是看到他们（阿拉坦·赵等人）那样做可以筹到钱，所以我们也就学着做了。”刘和龙说。

　　在医大二院，记者看望患儿的时候，两批家长不同的表情都显示了他们对拯救自己孩子的渴望。

　　面对探病的记者，第一批家长流露出满脸的感激之情，不住感谢记者给予的帮助。而另一批家长眼中透射出羡慕。

　　“你们还没给我的孩子拍照呢！我们是农民，家里也负担不起孩子的医疗费用了。”记者离开前，患儿李信闯的母亲拉住记者说，李信闯的父亲则加入第二批上街募捐的家长队伍，站在了北行最繁华的街道边。

　　“我们得到的善款都给孩子买了药或是补品，”阿拉坦·赵说。同时，得到善款的资助，第一批上街募捐家长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不再“斤斤计较”。面对既有药品又有补品的第一批上街募捐的家长，其他无助的家长争相效仿也情有可原。

　　“为了孩子，不要面子。”阿拉坦·赵等人在募捐告示上这样写道。再过10天赵明辉就要完成又一次的高危化疗了，阿拉坦·赵和妻子将带着孩子暂时离开沈阳，回到内蒙古老家。面对随时可能因病不治的孩子，阿拉坦·赵的眉头一直锁着。

　　“这次回家时间不长后，我们还得带孩子回来治疗，白血病的治疗周期很长，没办法！”一声长叹后，这位蒙古族汉子眼睛模糊了。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凌　采写

　　各方态度

　　无奈之举折射制度缺失

　　从8月26日至今，一张张饱含着沈城人民爱心的钱币投入捐款箱，上至八旬老人，下至年幼的儿童都在为这些病儿的生命担忧。

　　一些单位、企业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太原街街道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就给阿拉坦·赵等人捐了3500元。

　　与此同时，管理方对此虽然表示同情但却对这种“组团募捐”的方式表示了担心。中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认为，虽然这些患儿也确实需要救助，但家长的举动无疑扰乱了繁华商业街的治安秩序和商业经营环境。

　　沈阳市慈善总会相关人士表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从严格意义来说，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才有资格募集资金。但从道义上说，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些人的确遇到了困难，这种做法也是出于无奈。

　　“越来越多的类似的人走上街头，给社会管理提出了难题，没有具体的执法部门会对他们进行管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效仿这种做法，真假难辨，会损害一些人的爱心。”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辽宁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金泗说，这种做法是社会问题的一种表述渠道，因为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太多人因病致贫。虽然建立大病医疗体系的呼声已经喊了10多年了，但相关政策始终没有出台。

　　金泗认为这种个体上街募捐的行为越来越多，足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有可能促成新一轮医保改革。

　　沈阳市政协委员孙凤祥认为，“组团募捐”的方式显然不妥，但这些家庭的情况值得有关部门关注，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地区筹集资金，给这些因病致贫的家庭以帮助，建立一种重大疾病的保障制度，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组团募捐” 无奈之举的背后(图)

“组团募捐”　无奈之举的背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