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一个乡村的15年“巴伐利亚试验”

　　【周末报报道】本报记者陈璐综合报道

　　南张楼村，居山东省青州市西北一隅，距离青州市区20多公里，拥有耕地472公顷，人家1029户，人口4209人。

　　这样一个中国的普通乡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却人人皆知。

　　1987年，山东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结为友好省州。1990年，南张楼村人抢抓机遇，把中国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合作项目“土地整理、村庄革新”争取到了手。之后，德国人把享誉世界的土地整理经验带到这个乡村。这个被称之为“巴伐利亚经验”的措施曾在二战之后有效地消解了西德乃至整个欧洲城乡差距拉大、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等社会问题，其核心理念是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是等值”。把它带入到南张楼村的目的也是要证明：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中国农民是否一定要涌入城市，留在土地上是否也同样可以实现幸福生活。

　　现在，中德方面专家的共同认知是：“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村经历了15年实践，部分地达到了最初的目标，但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生了碰撞。比如，文化的差异，对中国现实理解的差异，让中德双方在合作期间“天天吵架”，村里建造起来的用于证明“富起来”的欧式建筑也被德国人嗤之为“建筑垃圾”。

　　这沉甸甸的15年，带给南张楼村的，有收益，也有尴尬……然而，这个“巴伐利亚经验”到底有没有成功，却没有人能够回答。

　　缘起：从“青州那个胖子”说起

　　如今，一走进山东省青州市何官镇南张楼村，一块“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试验区”的牌匾赫然入目。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柏油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小洋楼，以及那鳞次栉比的厂房、红红火火的市尝宽敞幽静的校园、情趣无限的文化广抄…这一切都在向人们展示着南张楼的殷实与富足、繁荣与文明。

　　16年前的南张楼村，却不是这副景象。在这里居住了30几年的村民袁进回忆说：“我们这个村啊，既不靠城，又不靠海，还不靠大企业，也不靠交通要道，没有矿产资源，而且还人多地少。当年，除了大片农田和一个冒着黑烟的砖窑，就剩下些垃圾堆了。另外啊，我们村里当时根本没有一条好走的路。那些德国人刚来的时候，看到这些情景，眉头都皱成了一团。”

　　袁进口中说的德国人，就是德国赛德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1987年，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后，巴州和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共同确立了一系列走进山东农村的援建项目。

　　这一年，时年41岁的袁行友已经在南张楼做了14年村支书。当他听到德方要搞农村项目的消息，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第二年，他的拉达车跑了51趟济南。后来省政府的门卫都知道：“青州那个胖子又来了，不用登记。”

　　根据袁行友的回忆，当时青岛和烟台有两个更发达的村子也想竞争这个项目，但是最后都败给了南张楼村。在德国人看来，虽然南张楼村的荒凉让他们眉头皱成了一团，但这更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合作项目确定下来了，叫做“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该项目包括改善环境、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很多项措施。用该项目经理袁祥生的话就是：“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个试验，就是怎样把农民留在土地上而不是一股脑儿地涌向城市。”

　　64岁的约根·维尔克是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蒙古处处长。他和袁行友已经相识16年了，第一次随基金会来南张楼村的时候，就是时年41岁的袁行友带的路。维尔克说，基金会之所以搞这个项目，就是认为德国已经走了弯路，希望中国不要再走。

　　在二战结束后的欧洲，尤其是德国，农村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突出。医院、学校、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而薄弱的产业结构更是造成大量人口离开农村，农业凋蔽使城乡社会经济差别迅速拉大，同时进一步造成城市的不堪重负，在就业、环境等诸多方面形势严峻。

　　赛德尔基金会所倡导的“等值化”理念此时开始发挥作用，它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地区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的，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少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在1990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在目前的巴伐利亚州，农村地区占州总面积的80％以上，为近60％的人口提供居注工作和生活空间。

　　1990年，4名德国人进村住了一个月。他们分别是土地整理、水利和建筑方面的专家，还有当时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司的司长马格尔。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南张楼制定长期发展规划。

　　重建：袁可贵的幸福生活

　　根据袁祥生回忆，当年最后形成的《南张楼村发展规划》实际上是张蓝图，把村子划成了四个区片：大田、教育、工业区和公共设施，总的原则是：同类的功能要连片。规划不涉及定量目标，也不提资金的事，项目通过论证后，基金会承诺需要花多少钱就拨多少。

　　15年过去了，如今的南张楼村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

　　据袁祥生介绍，15年来，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先后投入资金1000万元，各级政府和南张楼村共投入资金3500万元，用于村里购买设备、发展教育、土地平整、旧房改造、文化设施建设等。现在，南张楼有自己的医院，有秸秆气化设施，两条古河道经改造，种植了花草树木，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小公园。村民享有比较全面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袁祥生说，袁可贵一家的幸福生活可以说是今天南张楼普通农家生活的代表：200平方米的红砖瓦房出檐坡顶，带有会客室的4个大房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落地铝合金门窗，厨房内有自来水、液化气、微波炉，房顶有太阳能热水器，并配备专用洗澡间，整套房子还用小锅炉取暖。袁可贵在村里的石油机械厂上班，是属于“进厂上班，下班种田”的双职业农民。他们家每年纯收入2万多元，现在这房子是2000年花6万多元建的，在村里算不上最好。

　　“1990年制定的区片规划，如今已经基本完成。当然，这也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袁行友告诉记者。

　　首先是土地削高、填洼、整平、划方，每个基本“方”东西向300米、南北向350米，当季的粮食一打下来，就重新分了地。田间主要道路硬化了，宽的地方能开小汽车，大田比以前整齐了，播种机、收割机可以沿直线开过去。

　　接着就是修路。“以前下雨天根本出不去人！全是烂泥。”不满20岁的袁乐依然清楚地记得儿时的景象。

　　房屋之间的“胡同”也全部重新整修，路面正中间挖一凹槽，用来排水。

　　幼儿园和初中的旧房子彻底扒掉了，在规划中的教育区重建起来。1994到1995年，基金会分批选送小学教师到上海、阜阳等地去培训。中学新建了图画室、微机室、劳技室等等。幼儿园和小学的桌子设计成半个椭圆的形状，拼起来孩子们就能围成一圈；中学的桌子做成梯形桌面，几张桌子能拼出个封闭的形状，是大家围坐讨论的空间。幼儿园以南盖了长廊、亭子和小型雕塑，这整片区域被划定为“村民休闲用地”。

　　碰撞：“我整天和他们翻脸”

　　说起15年来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感觉，袁祥生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和他们翻脸。”村民袁进则说：“他们适合中国的，我们能接受；他们太超前的，我们就不能接受。”

　　袁祥生说自己的话是有理由的，为房子的事情村民们就不知道和德国人吵了多少次架。很多村民至今还记得1990年划分片区的情景。当时一些村民很不习惯，有人嫌道路规划砍了自家的树，有人嫌公共用地挤占了自家的院子，和前来的赛德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差一点都打起来了。

　　2000年，“南张楼文化中心”落成，这是一座礼堂，全村共有1013户，这里有1013个座位。但欧式立柱和欧式色调使它呈现出很不“中国”的风貌，被德国专家说成是“建筑垃圾”。

　　2002年，民俗博物馆在文化中心北侧落成，这是袁祥生去巴伐利亚农村考察时的学习成果。挑角飞檐的两重院落，完全是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展品从村民手中收集，每件上面都用橡皮膏粘个小条，写上捐赠人的名字。本以为德国人会对此满意，没想到马格尔又急了：“这是规划好的休闲用地，怎么能随便占用？”

　　袁祥生还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早在实验初期，赛德尔基金会曾出钱让南张楼村的中小学老师们去上海进修，后来报销的票据中多出了一张4．2元的从上海到杭州的单程火车票，当时袁祥生也没当回事就报了，可几天后，德方代表维尔克竟然为这4．2元赶到了南张楼，非让他把这4．2元还回来。袁祥生觉得大为丢脸，他把那位去杭州的老师叫来臭骂了一顿：“让你去学习，谁让你去看西湖了？为了你这4．2块钱，我招待德国人好几天吃住，得多花一千块钱。”

　　在南张楼村，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时时刻刻存在着。比如说德国人在南张楼村的中小学里开设了手工课，讲究素质教育，但这一点南张楼村就很难接受。袁祥生自己承认：“开始也就是应付应付，不敢怎么实施，因为农村孩子惟有考大学才能走出去。”

　　很多时候，袁祥生不得不心服口服。1993年给幼儿园做桌椅，德方项目负责人“为一颗钉子钉在哪，都能和木工一起研究几个小时”。费解归费解，用了六七年后，买来的桌子都快散架了；可他们指导制作的桌子，至今都没有变形。

　　与德国人打了16年交道，架也吵过，脸也翻过，但袁祥生还是摆了张合影照片在自己的案头，上边印着“珍贵的友谊”。

　　未来：还在路上

　　这“珍贵的友谊”不是空谈，南张楼村确实富起来了。袁祥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图表，是全村人均收入：1989年为1950元；以后逐年递增：2001年4600元；2003年5080元……

　　南张楼目前的经济总量里，农业约占40％。一般村民家庭平均至少从事两项“副业”：上班、种地、开店或者经办企业，选择多了，生活的底色就变了。

　　南张楼村的确比别的村子富裕，离开村子进城打工的人已经很少了。有约100名村民在国外务工，村子的人口保持在4000左右，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而且每年有几百外乡人来此打工。但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实现机械化耕种的土地，而恰恰是那100多个非农业的工厂。

　　记者询问了很多南张楼村民，他们仍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企业，他们还是会选择进城打工。改善生活并使他们留在农村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德国人的试验，而是“副业”的兴旺。袁祥生也觉得：“中国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看见出国打工挣钱多，就会蜂拥出国去打工，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光靠有限的土地是拴不住农民的。”

　　曾担任村干部的袁崇武告诉记者说：“不难发现：赛德尔基金会所做的文章，始终紧紧围绕‘土地’。看起来他们是更重视教育和群众福利，对工业上的事好像不咋感兴趣。”然而，工业是这里最出名的“副业”。离开了它，南张楼的变迁恐怕要失去一层最坚实的地基。

　　而这与“巴伐利亚试验”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个“巴伐利亚经验”有没有成功，没有人能够回答。袁祥生说，他曾问过维尔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试验？维尔克的回答是：“改造一个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

　　据说，在南张楼村的小学，每年都要给学生布置一篇命题作文——《五十年后的我们村》。学生们的作文本中，写得最多的是：“五十年以后，我们村一定能够扬名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州。”

　　(编辑涵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