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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女教头”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4日09:08 解放日报

  

中国航天“女教头”

  黄伟芬(右三)与北航学子在一起。

  当中国人一步步搭建“飞天”的云梯时,谁能料到,把“神五”和“神六”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壮举,竟与两位漂亮的女性分不开。

  在群英荟萃的酒泉航天城里,活跃着中国航天“女教头”靓丽的身影。她们,投身我国前无古人的事业,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与航天英雄们共克难关,一同实现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黄伟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选拔与训练研究室主任。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飞机设计专业,后考取重力生理专业研究生。参与“863”项目载人航天中长期计划的航天器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课题的预研、尖兵卫星的生物搭载试验任务,后又从事航天医学工程总体研究,涉猎飞船系统、航天医学、航天工程学等众多专业领域。

  她想当律师,却一脚踏入航天事业

  此刻,黄伟芬又回想起了“神五”上天,那时她就是选定航天员的投票人之一。“神五”第一梯队选出三个人,当时黄伟芬投了杨利伟一票。平日里,黄伟芬与杨利伟的队友聂海胜、翟志刚关系也特好。“当时取舍确实挺困难的,底下也不知道反复讨论了多少次。”黄伟芬回忆道。

  从小到大,黄伟芬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她父亲跟别的女孩的父亲不一样,一心盼着女儿将来能从事高科技的尖端事业,像国防、航天。最初,黄伟芬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律师。但没想到的是,高考结束去学校看分数填志愿时,黄伟芬恰好碰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来招生的老校长,一番交流后,老校长就让黄伟芬报考他们学校。

  在大学里,黄伟芬遇到了现在的爱人。“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后来一起考取了研究生,我学重力生理,他学呼吸生理,就这样,我再也离不开航天事业了。”

  黄伟芬的工作是负责选拔和训练宇航员,这在我国是一件从未有人涉足的事业。

  7年前,黄伟芬带着不足30人的教练员队伍,从一片空白中开始了中国宇航员培训研究的探索。她和同事们广泛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经过反复研讨、论证、修改,终于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本航天员训练大纲。航天医学工程专家陈信、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希季作为评审专家组的领导,高度评价说,没想到会有这样周密详尽的训练大纲,按照这个训练,航天员上天没问题。

  大男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她必定身体力行

  航天员体质训练有个特殊的要求,就是不能出现任何的运动损伤,更不允许有运动病的发生,避免非战斗性减员。黄伟芬和她的同事们攻克了这一难题。做到这一点,黄伟芬的窍门就是“身体力行”。

  每次训练,航天员需要操作的项目,黄伟芬和教练员们都要以身相试,一次、两次、三次……直到掌握可靠的训练手段和避免安全隐患的措施为止。特别是一些接近身体极限的项目,黄伟芬和教练员们还要让自己达到极限值,通过自身体验,找到每一训练项目的特点、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值和可能出现的损伤。离心机、转椅、四柱秋千,这些大男人们都不敢轻易尝试的项目,黄伟芬可没少体验。就连跳伞这样颇具冒险色彩的项目,她也参与实践。

  就这样,从第一批航天员开训到“神舟六号”的航天员,在长达7年多的训练时间中,14名航天员没有出现一例运动损伤,更没有出现运动玻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黄伟芬所在的研究所参观时,很奇怪负责训练宇航员的居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黄伟芬到美国和俄罗斯加加林中心学习的时候,人家也很惊讶带队的是一位女领队。

  7年来,黄伟芬所在的30人的教研组陆续走了10多个人,黄伟芬却坚持了下来。“我曾经也想过转行,但当时又碰上了‘921’计划启动,就留了下来。现在,我更是舍不得走了。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是在我们手中实现的,这是一个宝贵的机遇,我赶上了,没有理由不去珍惜。”

  为“神六”精挑细选航天员

  从2004年3月开始,在黄伟芬的带领下,14名航天员一直按照训练大纲,按部就班地训练。与此同时,黄伟芬也开始着手撰写“神六”航天员的选拔标准。

  黄伟芬告诉记者,根据航天员选拔的有关规定,选拔一人升空时,通过前期严格考核和挑选,飞行前的结果必须是一组由三人组成的第一梯队,最后人选只能在这三人中产生。而这次“神六”是两人升空,那就必须由六人三组组成第一梯队,再加上选拔须有备份,必须由12个人组成六组梯队进行强化训练,使挑选余地更大。飞行前,必须从第一梯队的六人中最后确定两人,由这两位最优秀的航天员进入太空。

  由于“神六”是两人同时上天,所以两名航天员之间的默契配合,工作、生活习惯方面的协调以及脾气性格上的搭配至关重要,这些都成了黄伟芬选拔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此外,理性的勇敢、果断、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强、聪明、能清楚地表达自己、清楚地和旁人沟通等素质,也是“神六”航天员的必备条件。

  尽管“神六”航天员基本沿用原有的训练项目,但“神六”将有多天的失重生活环境,这对航天员身体将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黄伟芬和同事们也针对失重问题对航天员进行了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以提高人体对失重状态的适应能力。其次,她们还针对人体在太空中生活多天进行了超重训练,以此提高航天员长时间在失重状态下的耐力性。

  杨利伟和她开玩笑:“要不我们偷偷地把你带上去好了。”

  回忆起“神五”发射的经过,黄伟芬至今感慨不已。“那天计划9点钟发射,我们需要提前8小时准备,我头天晚上11点回到房间,既兴奋又紧张,根本无法入睡,凌晨1点准时来到岗位,在整个飞行任务中,我是先锋,负责杨利伟的最后准备工作,一直陪着他,直至他到发射架,我才转场去了监控塔。当我从屏幕中看到飞船飞行正常,整流罩成功打开,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涌了出来。这是飞船飞行中很关键的一步,一旦失误,宇航员就有生命危险。我和杨利伟一直保持通话,‘我听你的声音好/‘我听你的声音也好/我的心这才放下来。”

  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后,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握着黄伟芬的手,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航天员训练得好,选拔得也好。”

  回到航天城当晚,刚刚落地的杨利伟迫不及待地给黄伟芬打电话:“感谢您,黄主任,您的训练很管用。”听到这话,黄伟芬眼泪又下来了。“说句实在话,在这些航天员身上,我倾注的心血比对自己的女儿还要多。有时我就像他们的保姆,连每次训练后擦汗的毛巾都要提前给他们准备好。杨利伟的这个电话让我心头热乎乎的。”

  “神五”发射那天,一向不苟言笑的杨利伟曾和黄伟芬开玩笑:“黄主任,要不我们偷偷把你带上去好了。”黄伟芬也曾自信地夸下“海口”,中国要是选女航天员上天,我是毋庸置疑的最佳人眩“当时说到选拔女航天员时,领导和我开玩笑说,干脆让黄伟芬去算了。我说,好啊,航天员训练的内容我全经历过,这样连培训费都省了。”

  刘芳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心理选拔与心理训练子系统业务主管。1992年获北大心理学硕士学位,主攻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1998年,被解放军总装备部特招入伍,后被指定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心理选拔与心理训练子系统业务主管,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的心理教练。

  她说,中国航天员的心理训练要走“中国特色”之路

  自从成为一名军队心理学家后,刘芳就开始了充满挑战与艰辛的“心理之旅”。

  航天员的心理训练,在美国和俄罗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早已总结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方法。去国外考察的时候,我国的工作人员曾特别提出,参考一下他们心理训练方面的资料。对方应允得很好,并“慷慨”地提供了一套表格。刘芳看完了这些资料时,竟扑哧一声笑出了声,这不过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东西。她郑重地告诉同事:“与载人航天领域的所有尖端技术一样,航天员心理训练得不到‘核心技术’的外援,我们只能结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创造自己的自主创新之路。”

  开始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后,刘芳一边广泛涉猎航天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一边密切关注国外航天心理学的前沿信息,抓紧制定航天员心理训练方案。一有机会,刘芳就与航天员大队两名曾赴俄罗斯留学进修的教练员攀谈,让他们谈在国外培训的见闻和感受。为了搜集心理学方面的资料,刘芳跑遍了国家图书馆和有关大学图书馆,遍访京城内外的名师学者。

  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刘芳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为航天员“提供一下心理咨询”,而是分为选拔和训练两个阶段。在选拔阶段,心理专家对航天员心理素质的评价,又是选拔的重要依据之一。一开始,航天员们听说这个河南女子是来选拔他们的,会把大家的情况“汇报”给领导,心理上产生了本能的抵触情绪。

  刘芳心里十分明白,这是一个尴尬的角色。要解决这种冲突,刘芳首先就是坚持保密,不向任何人透露有关航天员的信息。另一个原则,是评价中不涉及航天员的缺点,“这就保证了航天员能以积极主动的精神来找我。而我随时挖掘他们的优点,哪怕是蛛丝马迹。”

  为了更好地了解航天员的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提高心理训练的效果,刘芳常置身于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等14名航天员的工作和训练中,认真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了解他们的个人性格、爱好、专长。她还利用航天城相对封闭的环境,努力与航天员的家属们打成一片,把工作的触角“渗透”到航天员生活的多个层面。与航天员的妻子一道上街买菜、到商场购物,一起送孩子上课外辅导班,说笑间,许多宝贵的资讯汇入了她的“资料库”。

  经过艰辛不懈的努力,刘芳撰写的《航天员的心理健康与维护》、《航天员的心理素质要求与心理训练》,无论是原则、内容,还是程序、方法,都体现了浓郁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实际需要,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航天员心理训练的“自编教程”。

  精心设计道道机关,她为航天员锤炼出坚强的神经

  航天员的心理训练是航天员训练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航天员在太空面临失重环境下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压力,乃至生与死的极度考验,因此必须有着超强的心理调节与控制能力,才能执行航天任务。

  中国首批14名航天员是从经过初选后的1506名飞行员中层层遴选出来的,他们的心理素质远好过一般人———在生死关头,能够头脑冷静,技术娴熟,最终人机安全降落;事后,仍可以正常飞行,没有明显的恐惧心理。

  因此,刘芳给自己的工作一个准确定位:“我们不是心理医生,而是心理指导老师。是对航天员进行心理调适、评价和训练,让他们的心理素质好上加好。”

  航天员每天的训练负荷大,如何让他们心理放松,尽快投入下面的训练,是心理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刘芳用自己独创的“言语引导法”施教,成为航天员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

  “你已经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看到了童年的住房,听到母亲的轻声呼唤……”在刘芳柔缓低沉的言语引导下,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等航天员渐渐放松了,一个个打起了小呼噜。据刘芳观察,接受训练前,他们至少要半小时才能完全放松,现在一般只需要七八分钟,有的5分钟就“着”了。

  有时候,刘芳使的那些“招”,在常人眼里,难免显得有点“损”。

  比如“穿孔试验”,测试并训练航天员在压力下的动作表现。试验前,刘芳和同事人为地制造出“这个试验非常重要”的假象,把重要的领导请到现场,告诉航天员试验关系到选拔结果。在每一位航天员完成动作后,工作人员会刺激他:“你做得太差了,连一般人都不如,再做一遍1还有人故意说:“错了,错了,应该穿那个,你怎么穿成这个了1众目睽睽下,气氛愈发紧张。但正是在闯过了这一道道精心设计的机关后,航天员们锻造出了“泰山崩于前而不乱”的坚强神经。

  “神五”发射前几天,刘芳给杨利伟做了一个小试验。她对杨利伟说:“你看着我的眼睛,5分钟内不能咽唾沫。”杨利伟试了试,说:“刘老师,你没提到唾沫之前,我还没感觉有唾沫,现在反倒有唾沫要咽了。”

  对于这个试验,刘芳对杨利伟解释说,当一个人过分关注某件事的结果时,往往事与愿违。越担心结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这里,就越没有精力做其他事。在刘芳“面授机宜”下,杨利伟果然调适到了最好的状态。2003年10月14日,杨利伟接到正式执行航天任务通知的前一天,他表现得非常平静,晚上8点准时入睡,第二天凌晨还是被人叫醒的。

  2003年10月16日6时,“航天英雄”杨利伟在太空遨游21小时后,自行步出着陆的飞船返回舱,他那胜利的“V”字手势、自信的微笑,以完美的“航天英雄”形象永远定格在世人的记忆中……杨利伟在太空遨游60万公里后从天外安然归来,是他的过硬素质也包括心理素质大放异彩的真实记录,也是刘芳和同事们心理训练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之后,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杨利伟几次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的心理素质为什么那么好?”他总是平静地说:“因为我们有特殊的心理训练。”

  成功的顶点,正是未来的起点

  成功之后,刘芳和她的同事们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挑战。

  “神舟五号飞船只有一名‘乘客’,不存在相互配合与分工的问题,而神舟六号飞船飞行中,两名航天员要在狭小的舱内工作多天,所以他们之间的性格相容和分工配合也将成为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在‘神六’航天员的训练中加强了心理相容性训练,使小组内的两个人相处融洽、工作互补,共同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刘芳清楚地知道,航天员同样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为使航天员在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达到更理想的境界,她又创造性地展开“互动式训练”,要求航天员在训练中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真诚地面对自我,面对他人。在训练中,每位航天员先说说自己怎么样,再由伙伴们说说他们眼里的这位航天员怎么样,从而帮助航天员消除自我认识的“盲区”。在她和同事们的引导下,每一位航天员都敞开心扉,许多平日的矛盾、猜忌、误会,都消融在彼此真诚的交流中,理解了别人,也看清了自己,变得更加“惺惺相惜”。

  “成功顶点也是起点。”正如刘芳自己所说,首次载人航天的成功是她们事业的分水岭。这些年,她们总处在“双想”,即“回想”和“预想”当中,不断总结过去,又不断为未来做出预案。她爽朗的笑声,仿佛告诉人们,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感觉真的挺美。

  特约撰稿 王成 本报记者 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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