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

　　编者按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围绕“建设新农村”这一话题，近日本报记者对“三农”专家进行了专访，今起陆续推出。

　　10月11日晚8时，来合肥参加中国社会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的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陆学艺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精

深研究的陆教授此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解决农村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农村第二次改革。

　　“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陆教授首先对目前我国农村的基本形势作出这样的概括。他说，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一再强调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近几年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逢会必讲，也采取了一些具体解决的措施。但现实却是：农业增产了，农民没有增收，城乡差距继续扩大。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已经从1995年的2．5倍，扩大到2003年的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差距约为5倍。

　　“三农”问题屡屡解决不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陆教授分析认为，主要是没有找准“三农”问题的症结，没有对症下药。现在的农业问题不在农业本身，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本身，所以，花了很大力气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行股份合作制，兴办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乡镇机构，精简干部，减轻农民负担，推行税费改革……等等，但收效甚微。农民的收入上不去，根本的原因是原来束缚农村生产力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革，还是继续在起着捆绑农民、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陆教授指出，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城乡体制、就业、社保等体制，有的改了一些，有的改革还没有破题，有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制约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例如，农业上容纳不下这么多劳动力了，农民要进城打工。他们在城里干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受种种歧视和盘剥不说，干5年、10年仍至15年还是农民工，还是城市里的边缘人，是二等公民。目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政治环境有所改善，但阻力和困难依然很大。

　　陆学艺认为，真正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性的改革，要在原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一些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农村的第二次改革，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继续给农民松绑。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进行农村第二次改革，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要从理论上确认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也是市场主体的地位。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确认农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同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城市居民一样，也是市场的主体，要恢复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国民待遇。

　　第二，要抓紧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目前仍在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把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严格区分开来，城乡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在就业、上学、医疗、迁移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亿万农民早就盼望户籍制度改革了。希望政府能早下决心，把户籍制度改革早日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要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从对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有利的角度看，农民承包的耕地应该长期稳定。对现阶段的广大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赖以生活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社会保障。现行的承包责任制，一方面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也还要继续完善。我个人的意见是，把土地集体所有权收归国家，对农民实行永佃制。按现在的承包户实有承包的土地，通过法律宣布实行永佃，就不再动了，农民对承包土地有永佃权。田面权的处置由承包农户决定，可以耕种，可以子女继承，可以依法租赁，可以入股合作经营，也可以作价自由转让，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

　　第四，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的教育体制。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逐渐形成了城乡不一的教育体制。相当多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设施简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近些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已经有财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了。但现行的体制阻碍着这类问题的解决。

　　第五，现行的财政体制对农村发展很不利，亟需改革。现在，总的情况是财政收入向上倾斜，向城市倾斜，向发达地区倾斜，向东部地区倾斜。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县、乡两级财政很困难。约有50%%的县、60%%的乡镇财政拮据，债台高筑，干部和中小学教员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公共事业难以为继。这种头重脚轻的财政体制已经到了应该改革和调整的时候了。

　　陆教授说，凡是农村的某个问题，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不是一般讲的干部问题、认识问题、工作不到位的问题，而是体制性、制度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要靠改革、靠调整原来的体制安排、靠制定新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因特殊的国情，走了一条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现在工业化已到中期发展阶段，但城市化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的步伐，让大部分农民逐渐转到城镇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如果说以前的农民问题是要解决土地问题，那么现在的农民问题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农民充分就业是走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