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父”的形象远去

　　忠实地生活，正当的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巴金

　　巴金生平

　　1904年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

甘，从1928年写作《灭亡》起，开始使用笔名“巴金”。

　　5岁时，巴金随当知县的父亲迁居四川广元，直到八岁时才回到成都。这一时期革命风云变换，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们家中做了五色旗，2月清帝溥仪退位，他祖父因革命而感悲哀，但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可二叔、三叔颇感幻灭，而这些，都对幼年的巴金影响甚大，某种程度上成为其后来创作的部分根源。

　　1919年，巴金15岁。“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涌入四川，巴金开始接触《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新潮刊物。次年，他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中译本，后又读到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此后他逐步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

　　1922年，青年巴金热血方刚，参与创办《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并将通讯处设在自己家中。并常常散发传单，鼓动革命，甚至上街游行。

　　同时，这一时期，巴金的文学观也日渐明晰，他给《文学旬刊》写信，表达了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表示不满。

　　1923年，19岁的巴金第一次出川，渴望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新的广阔天地中去；该年5年，他和三哥尧林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沿长江到达上海。

　　1927年，23岁的巴金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巴金来法为了学习经济学，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

　　在法国期间，巴金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并继续研究克鲁泡特金学说、易卜生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以及俄国社会运动。

　　1929年巴金回到上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开始创作《家》、《春》、《秋》《雾》、《雨》、《电》《新生》等重要作品。翻译了大量社会思潮作品和文学作品。

　　期间，并与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胡愈之等“左翼”及其他上海文化界广泛交往。

　　1936年，巴金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

　　1937年直到1945年，巴金辗转于桂林、重庆、贵阳、成都、广泛宣传抗日，并写了《憩园》、《寒夜》等重要作品。

　　1949年，巴金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写作《我是来学习的》。并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

　　1950年，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译完巴甫罗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

　　1952年，跨过鸭绿江，到达抗美援朝前线。

　　1958年，出版《巴金文集》10卷出版。

　　1966年后，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进“牛棚”，翻译赫尔岑的多卷本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获得自由，写作《随想录》。

　　1981年当选中国作协主席。

　　2005年，在上海东华医院病逝。终年101岁。（赵岚整理）

　　早报特约记者何炜

　　“鲁、郭、茅、巴、老、曹……”，现代文学史上的6位“文学之父”，随着巴老的去世，中国文坛最后一位“父”的形象远去。

　　巴金，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他的声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一个作家能够达到的高度。不是因为他的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特别奖等等；也不仅仅是《家春秋》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历程，而是这个沉重的灵魂，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像石头一样稳固地树起了一个最基本的做人的基本标杆。过去的几百年中，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日记，和巴金的《随想录》，已经成为各自时代的良心。去了，但令这个世纪形形色色的人，永远、永远地惦念……

　　“讲真话”的巴金

　　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曾有句话受到广泛认同：“巴金老是我一生中最为崇敬的一位中国作家。假如说鲁迅是我们中国的灵魂的话，或者脊梁骨的话，那么巴金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良心。”他的“说真话”，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道德标杆。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以其惊世骇俗的真诚，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卢梭被誉为“十八世纪世界的良心”。21世纪，也有一个东方人，以他真实的剖析，震撼了东方思想界，那就是巴金，是他的将传承后世的经典《随想录》。

　　文革后，1977年5月，当文坛还很沉寂，巴金写出了文革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他火山一样的激情喷涌而出。上海《文汇报》原笔会副刊主笔徐开垒回忆：“巴金一篇文章发了，确实对整个、全国文艺界有很大很大影响，我做副刊编辑几十年了，我从来没看见过象巴金先生那样《一封信》，当时发表了，读者那么大的影响。一天里面，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读者看到巴金名字，真是大家都非常兴奋。”“他竖着满头倔强的白发，任凭雨狂风暴，依然在走自己的路”。

　　《随想录》的写作耗时8年，计40余万字，156篇文章，由《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5集组成。巴金是用颤抖的手，蘸着自己的心血，熔铸了毕生的思考写就的。巴金说：“我会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这个简单、但却无法做到的起码的道德底线，成为巴金毕生追求、内省和检讨的真诚事业，也使他成为人类20世纪的良知。

　　“文学家”巴金

　　巴金作为一个作家，其影响是前所未见，也再无人达到过的。当年参加反封建革命，相当多的人，就是读着他的《家》，走上革命历程的。

　　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高产的作家，皇皇26卷《巴金全集》有近千万字。同时，大半个世纪以来，巴金也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巴金曾收到无数读者和文学青年的来信，询问他创作的秘诀。巴金从不作玄言虚论，总是回答：“把心交给读者”，他说：“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52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把心交给读者”，这是一句很朴实的话，但是它蕴含了深刻的意义。

　　除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外，巴金还获得了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等世界性的荣誉。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还授予他名誉外国院士称号，国际笔会则把他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了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巴金的荣誉，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骄傲。巴金属于中国，巴金更属于世界！

　　“普通人”巴金

　　巴金为人夫，为人父，同样也感人至深。

　　“任它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爱情神话，在巴金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萧珊是巴金生命中唯一的爱侣，她原本是巴金的读者，18岁时写信给巴金而与他相识，那是1936年，巴金正好32岁。为了事业，他们谈了八年马拉松式的恋爱，巴金40岁时，他们才到贵阳旅行结婚，生下了一儿一女。在长达28年的共同生活里，巴金与萧珊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1972年，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她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同年的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临终前她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巴金经常这样说：“这并不是萧珊最后的归宿，在我死了以后，将我俩的骨灰和在一起，那才是她的归宿。”足见其爱之切，其情之浓！

　　除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巴金还养育过好友的遗孤。1949年，巴老的好友马宗融夫妇相继去世，生前，他们将一对儿女绍弥和小弥托付给巴金老人。今年已60多岁的马绍弥先生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在与巴老在一起生活的七八年间，巴老对我们视同己出，处处照顾，从来没有打骂我们。”让马绍弥记忆深刻的是，巴老最不喜欢小孩子撒谎，“从小巴老就教育我们为人要诚实，要说真话，因为真话最有力量。有一次，由于考试没有考好，我撒了谎，巴老知道后，生平第一次严厉批评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