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治学的目标订在什么尺度上？各人的要求自然有所不同。司马迁含垢忍辱，穷一生之力，写出传世之作《史记》，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句话，就成为后世学人的追求目标。
但时下一些走红学者，却并不满足于“成一家之言”，他们追逐的是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权威的位置。而且就目前的学术体制而言，这也不是不可企及的目标。因为每一个高校
都有若干个系，每一个系都设有若干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都要确定一个学术带头人，这个带头人如果能量大一些，就可以建立起研究中心，申请到科研基地，拿到一大笔经费，拉起一杆子人马，组织起专业学会，主编一本又一本书籍，召开一次又一次学术研讨会，于是就成为这个学科的带头人和学术权威了。
我不否认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权威的存在，但这是实际学术影响的结果，并非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时下的学术权威和学科带头人，人为的因素太多，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堆砌而成。谁掌握了资源，谁就处于权威地位，当然，一旦丧失了资源，也就丧失了权威性。可见这种权威并非真权威也。其实，学术研究的带头作用，不在于带头人领导一个什么项目，带着大家一起搞，而是以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来影响别人，从而起一种带头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带头。
我以为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其实是学术上的最高追求，虽然未必人人都能达到，然也应该心向往之。学者们如能把心思从学术界的“动感地带”拉回来，也许还能做出一些切实的学术成果来。（《文汇读书周报》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