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不可作店招

　　南方时评

　　潮白

　　昨日《广州日报》报道说，惠州市一位村民近日在村中大路旁开了一间茶叶店，取名“汉奸茶庄”。众多路人表示非议，店主却不以为然，说自己的“花名”就叫汉奸，用来作

为店铺招牌没什么不妥。此言差矣。无他，从“汉奸”被定义为“中华民族的败类”之时起，就注定了这个词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没有任何可以津津乐道的成分，以之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堂而皇之地悬于公共场所，就是极其不妥当的。

　　以“汉奸”二字入店招，反映了部分国人不会取名的尴尬现实。差不多十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不会取名》。那个时候，神州大地的店铺招牌要么“洋味”十足，要么是“居高临下”的“贵族风范”，动辄得沾上“奥芭妮莎”、“帝王天子豪门”之类的字眼。笔者以为，某一类名字的风行一时，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反映，折射了这个时期的大众文化素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故意使用容易产生歧义的、甚至低级媚俗字眼作店招的渐渐多了起来，要么靠搏“出位”，语不惊人死不休；要么暧暧昧昧，想方设法以谐音让人往“黄”的方面联想。不久前，同样是卖服装的店铺，郑州有一家取名“一婊人才”，上海有一家干脆用了句粗话——“他奶奶个熊”。综合这些露了头的“怪名”来看，已有成为类的趋势，倘若任其“逍遥自在”，则首先反映出时人的品味不高，然后是由此衍生的社会文化品位呈现了堪忧的一面。“他奶奶个熊”的那家老板就不以为耻，还颇为自己的创意感到沾沾自喜:“刚开张两天，生意挺不错，还不是因为店名吸引人？”

　　诚然，店名——包括人名，本质上是一种代号，取什么，怎么取，原本是个人的事，值不得非议。但是，人以及由人所命名的事物，毕竟还具有社会功能，要在社会中立足、生存，那么这个“名字”就必须要符合(或遵守)这个社会的价值规范。况且，名字也是文化符号的一种，取个什么样的名字能够体现出斯人的文化素养。钱锺书《围城》里的方老太爷，从貌丑的长孙想到了“非相”这个名字，并以此为标准，为其他孙辈预取了“非攻”、“非熊”、“非姻”，既优雅别致，又皆有出处，蕴含典故，这就是他文化素养的体现。因此，惠州这家店主的“花名”可能确实叫做“汉奸”，但作为局部范围内的属于亲朋之间的称呼，尚且“无伤大雅”；而以店招的形式公诸大众，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就要接受包括社会道德观念在内的检验。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尺度面前，“汉奸”不可以用作店招。

　　广东电视台的方言剧《外来媳妇本地郎》里有个“汝好”茶餐厅，记得刚挂牌开张的时候，街坊就因店招的书法疑似“汉奸”而很是调侃了一番。现在，当真的“汉奸”店铺问世的时候，值得社会引起警觉:对那些已经出现的倾向于低级趣味的怪名，应当怎样及时清理，使之不会造成“污染”，尽管程度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