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志：中日两国谁是东亚的领袖

　　目前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实际上是在按两条路线推进，两条路线分别由中国和日本倡导，齐头并进，客观上已然形成竞争态势。

　　早在2002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在当年的世界贸易白皮书中指出：日本充当亚洲经济领头羊的“雁型结构”发展态势已经被打破，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亚洲已经进入真正的竞争时代。

　　竞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合作。东亚区域经贸合作在企业层面取得的进展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相互贸易从1985年至2003年间增长了7.8倍，区域内各个经济体相互投资也十分活跃，中日韩和东盟十国合计人口20亿，GDP超过7.44万亿美元，足以与北美、欧盟经济圈相匹敌，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圈在经济上已经可行，这从各方研究报告的分析来看，大家认识也基本一致。

　　然而，影响区域经济合作因素往往还有国际政治，更有在区域合作中“谁是领袖”的雄心，或曰觊觎。目前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实际上是在按两条路线推进，一条由中国倡导，中国和东盟共同推进，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一条由日本主导，也同东盟发展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两者在客观上已然形成竞争态势。

　　中国的努力

　　欧洲之所以能够结成欧盟，政治上不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价值观念属于基督教文明，经济上存在彼此合作基础和需要。北美自由贸易圈也大致如此。与此不同，东亚地区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存在印度文明、儒学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这四大文明彼此混合共生，有时还会发生文明的“误解”或“争议”。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主要是由日本和海外华人经济奠定的，客观上中国和日本都有实力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两国都能包容对方，求同存异，携手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完全可行。中国为了表示诚意已经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愿与日本携手，创造东亚合作新时代。

　　先从中国角度分析。2001年5月中国加入《曼谷协定》，同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有关谈判也取得积极进展。2004年1月1日起，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付诸实施。中方与东盟通力合作，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投资、农业、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积极促进经济融合。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10+3以及其他相关场合也表达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意向。

　　很明显，这些举措无非是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东亚地区经济整合、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而且“无意中”成了东亚区域自由贸易区倡导者，并扮演了领导角色，至少在客观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针对东亚地区几乎一瞬间发生的颠覆性变化，遭到冷遇的日本其心理状态可以想象。日本一直将东亚视为自己发挥作用的区域，至今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亚洲领袖。于是，当中国倡导东亚合作、并向日本伸出邀请之手时，日本倔强地“另起炉灶”了。

　　日本的失意

　　日本“另起炉灶”，表现于2003年在东京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该会议达成东亚合作框架协议，提出最终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设想，即EPA。这与中国倡导的线路形成齐头并进、平行竞争之势。

　　但对东盟各国的交涉由于日本自身的问题，一直不很顺利。主要是因为日本农产品、劳务、专业资格认定、人才自由流动等方面来自国内的阻力太大。尽管日本政府摆出最强大的阵容——由小泉亲自挂帅，由相关内阁大臣直接参与组成EPA领导小组，直接指挥一线谈判，但在谈判中一遇到的具体问题时，日本就没有魄力突破界限，以致进展十分缓慢。例如在与泰国谈判农产品时，坚持日本大米市场不能开放，与菲律宾谈判人员流动时，进口劳务仅仅放开极其有限的数量等等，给人留下印象是日本缺少大国风度，进而引人质疑其今后能否发挥出大国作用。

　　况且近10年来，东亚形势风云变化，已经今非昔比，日本在局中的心态更加复杂。

　　首先，日本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东亚各国曾经积极推举日本参与和主导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包括中国在内，大家认识基本一致。但是在美国反对下，日本自己放弃这次当“盟主”的机会。

　　其次，目前日本带动东亚经济增长力不从心。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90年代后期又再遭东亚金融危机打击，不仅不能带动东亚增长，自身尚且需要依赖中国提供外需才走出十年低迷的泥沼。取代日本发挥动力机作用的国家，在东亚区域外是美国，而在区域内则明显是中国。

　　其三，日本经济成熟化、保守化，难以发挥领导作用。200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出版的贸易白皮书指出，日本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意义之一就是可以借此机会推动国内改革，增加国内经济活力，言外之意就是东亚国家先不要期待日本市场发挥“吸收器”作用，反倒需要这些东亚国家先从旁协助日本实力弱小的改革派，待日本的改革取得成果之后，各东亚经济体才有可能享受到日本开放市场的成果。但是东亚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并不如日本，不好介入日本改革。特别是日本民族自尊心强，爱面子，外国似乎不宜在经济方面对日本提出批评建议。

　　其四，日本与美国结为同盟关系，与东亚国家政治、外交存在明显差异。最近日本在政治、外交、安保等方面越加紧密地追随美国。如在对伊拉克战争方面，在未能取得联合国批准情况下，日本积极参与对伊战争。这与东亚国家外交立场差异很大。

　　其五，日本不仅自己参与美国政治、外交和安全体系，并欲联合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实力共同参与东亚合作(参考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东亚战略概观》第46—54页内容)。日本外务省有官员强调：东亚合作应在政治、外交、安保领域拓展，认为在经济贸易领域合作意义不大。防卫厅研究所有学者则提出将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引进东亚合作构想。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参与了美国亚太防卫体系，所以日本力主东亚合作吸收澳、新两国参与，其背后真实目的可见一斑。显然，日本在东亚合作方面，从经济贸易到政治、外交、安全已经在酝酿一套接近成熟的方案。如果日本政府确实拿出这类方案，相信东亚国家将很难接受。

　　其六，东亚合作宜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东亚合作从经济贸易领域起步，待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发展到具备一定基础之后，再逐步深入、扩展一些新领域合作才比较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按照日本设想的那样进行全面、深入的合作，步伐迈得太快，难度很高，恐怕缺乏合作基础，会加大成员之间分歧，导致区域合作失败。

　　对中国的建议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东亚地区是我国经济向海外发展的战略重点，但不是唯一重点。因为我国贸易出口市场主要首先集中在北美、欧盟和日本，其次是韩国和东盟。我国进口贸易中的

　　因此，在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时，中国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国内为主，国外为辅，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开展内外合作，形成良性循环。我国国内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大，所以发展经济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原则不可动摇。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下，中国发展经济不能闭关自守，而应开放，对外发展、建立海外经济应结合国内经济需要。例如资金、技术、能源、资源、市场、管理、营销、信息、消费、娱乐、时尚以及可借鉴的经验教训等，这些都是我国发展经济所需。

　　——逐步培养一些海外重点发展项目基地，当前发展重点之一应放在东亚，落实我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在我国对外投资资源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加强我国与东亚经济合作，政府应有目的的指导企业到东亚投资、发展事业，特别是应挑选一批机制灵活的企业、项目在东亚地区发展，以促进东亚经济产业之间分工合作。

　　——掌握好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和实施发展战略的平衡关系。中国制定发展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政策，应注意遵循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创造环境和制定规则，在此基础上，适当指导企业多向东亚发展，在东亚选择一些战略性产业，分工合作发展。在东亚地区发展经济、开展合作必然会遇到来自日本的挑战，我国应冷静对策，在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适当给予企业一些战略性指导和促进一些战略性合作，不宜硬打硬拼，消耗自己实力。

　　——采取低调、务实的态度。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实力总体还比较弱小的情况，我国能够参与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能力有限，不宜大规模对外扩展，更不适合大张旗鼓地宣传，也不宜在国际多边场合大张旗鼓地提出我们的主张、倡导和建议等等一类容易刺激日本、美国神经的行动。我们应多做实事，积极开展与东亚国家务实的合作。

　　——以软实力确立竞争优势。在东亚地区大力发展中华文化产业。世界经济发展成功经验证明，一国经济兴起时，其文化也将引起世界各地广泛兴趣，文化价值观也会得到广泛认同，因而也是传播文化价值的最好时机。利用当前世界普遍关注我国的大好时机，将我国媒体产业、文化作品产业、影视文化产业、中医中药产业、饮食文化产业、中华健身产业等等引导到东亚发展。

　　——创造新亚洲模式。发展经济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境界。过去日本经济发展成功创造了“日本模式”，经过在亚洲广泛传播、应用，演化出“亚洲模式”，并为亚洲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迄今，

　　——充分利用华人企业资源，积极开展与海外华人企业合作，争取产业发展话语权和主导权。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规范行为和技术标准，维护市场秩序和产业利益等，这是主导一个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企业在东亚发展争取主动、主导权和话语权就需要在这些方面下多功夫。为此，我国企业应注意发挥团体作用。政府应大力支持海外企业建立商会协会，最好能吸收或者参与当地华人企业商协会。总之，我国企业和东亚华人企业进行广泛而积极地合作，才能与日本在当地的企业团体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具体到与东亚各经济体的合作，笔者有如下建议：

　　——把泰国列为突破口和重点合作国家。在泰国经济中，华人企业占有优势，两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基础。泰国拥有6000多万人口，市场规模较大，市场环境相对稳定、规范。日本在泰国积极发展的主要产业是数字产业、汽车等机械制造业，利用其技术管理优势开展竞争。我国家电产品、中华文化产业、轻纺工业拥有一定优势。我国应在当地积极发展优势产业。

　　——以印尼、越南为第

　　——积极开展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湄公河沿岸流域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基本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经济开发潜力大。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广西、四川、贵州、重庆等地企业参与开发具有便利条件。特别是云南，传统上与湄公河流域人文社会交流频繁，基础较好，地理上处于前沿地带，开展经济合作具有天然优势。目前，日本、亚洲开发银行、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及中国都在积极参与湄公河流域国际多边开发合作，并从旅游、资源、运输、农业、林产业、水力发电等产业领域着手进行开发。中国参与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开发还可以顺便将我国大西南地区开发结合推进，利用我国境内经济先行的优势，一方面提高我国西南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引导我国企业南下，开拓新市场，在帮助当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扩大我国企业业务。

　　总之，与东盟合作我国应有重点、分步骤推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且应充分利用我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海外华人优势，积极合作，共同发展，慎重处理对日本企业关系。在国与国政府沟通、合作的同时，企业也应注意通过商协会机制，与当地政府处理好关系。

　　作者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文/金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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