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以峰会的名义优雅提速

　　至今没有星巴克的重庆仍然秉持她的耿介：重庆对于各方宾客很热情，但是并不会特意的去迁就谁。峰会之后，会不会让她来一个优雅转身——

　　自然，我们可以撇撇嘴说，美式的星巴克咖啡喝起来就像是潲水，只是咖啡文化的卡拉OK版，但是我们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重庆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存在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他们正当的需求。

　　相信准备一年有余为期三天的亚太市长峰会能够让拉尔森和拉尔森太太们欣喜不已，起码他们会看到重庆市政府“国际化开始上路”的决心和勇气。

　　换个视角看重庆

　　数月前的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参考消息》转载，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拉尔森一家在重庆的新生活》，这篇长达四千字的稿件详细描述了

　　因为这一篇报道的西方视角，以及它“过于真实的”对重庆街景的描述，而让很多重庆人看了不爽。该报道这样写到——

　　“重庆是一个有着3200万人口的直辖市，但在这里的西方人却很少。重庆在上海以西约1450公里，经济发展程度比上海要落后大约10年。被俗称为棒棒的挑夫拿着扁担在街头游荡，寻找挑运石头、机器或行李的活儿来赚取为数不多的几毛钱。居民在粘满油渍和唾沫的人行道上漫步。即使是天气也不尽人意：环绕的群山使得城市经常大雾弥漫，污染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拉尔森进一步描述他在重庆遭遇的种种的烦恼：上海和北京各有十几家国际学校，其中许多学校都有数百名学生。重庆只有一所国际学校，仅有40名2岁至17岁的学生。北京有10所医院可提供同国外接轨的医疗服务，而重庆仅在希尔顿酒店有一家西方模式的诊所，医生也不固定。甚至上海的空气也要好于重庆。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重庆空气质量达到良好以上的天数平均每年要比上海少88天。

　　对于拉尔森太太来说，其主要的问题是“食物的难题”，如同在重庆的许多外国人一样，拉尔森太太说，她不愿尝试重庆最有名的火锅。而她能够从超市中看到最有特点的食物，就是从冰屑中伸出的鸡爪和吊在钩子上的猪肉。

　　拉尔森夫妇说，重庆的娱乐设施也很难找。她很难喜欢这样的画面——在驾车通过位于永川的重庆野生动物园时，她看到，孩子们争相通过车窗观看老虎捕食活鸡。拉尔森太太说，在光临动物园肮脏的洗浴室后，她参观大

　　这篇完全西方视角的报道，让笔者的一位同事非常不屑，她说：重庆对于这些外国人很热情，但是并不会特意去迁就谁。

　　这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种的说法——重庆的城市特点一直以来的就是这样：从不排外。不过耿介的重庆人欢迎朋友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以至于这些注重生活上的细枝末节的外国友人一时之间难以适应。

　　最让这些外国人“吃惊”的是：号称在北京和上海都有近100家连锁店的星巴克(Starbucks)，在重庆竟然没有一家连锁店。

　　而另一位“老外”，在重庆工作的45岁的韦尔加抱怨说，他42岁的妻子玛丽贝丝(Marybeth)怀孕后，决定不再去中国的医院，因此今年春季，在她预产期的前两个月，她回到了底特律的老家，在美国医院生下了她的儿子。她解释说，重庆和美国没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

　　自然，我们可以撇撇嘴说，美式的星巴克咖啡喝起来就像是潲水，只是咖啡文化的卡拉OK版，但是我们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重庆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存在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他们正当的需求。

　　相信准备一年有余为期三天的亚太市长峰会能够让拉尔森和拉尔森太太们欣喜不已，起码他们会看到重庆市政府“国际化开始上路”的决心和勇气。

　　在召开峰会的一周内，拉尔森夫妇应该和所有的重庆人一起感受到了干净的市容和变得美丽起来的街景，尽管少了些棒棒，重庆的街市显得“特色不够”，但还是让人感到了某种欣慰。

　　从长江江面和南山顶上升起的绚烂烟花、解放碑的盘景和插花艺术，都让习惯了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们感到了某种惊奇。

　　拉尔森夫妇们也应该知道，这次重庆市政府投入了70亿修建了56个“峰会项目”，其中13.69亿元用于修建峰会主会场，32亿元用于解决市民出行难。

　　拉尔森夫妇们还应该清楚的是，将我们的城市整治一新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重庆市2004年的财政收入为300亿元，70亿元的会议投入约是其1／4。不过这些投资只有20亿元来自财政拨款，其余的50亿元主要由重庆市政府所属的重庆城投等公司靠市场运作的方式筹集。

　　王鸿举市长表示：“实际上很多事情也不单是为峰会做的，原来有计划要做，只是这次以峰会的名义提前做了。”

　　只要政府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收益的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是的，拉尔森夫妇们是应该笑了。是的，一切的变化都在不经意间悄悄的发生着改变。换一个视角，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重庆。

　　未来发展新思路

　　为峰会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可能在峰会结束之后被人们渐渐的淡忘。为了峰会而建的场馆可能会在迎接了最初的好奇的人潮之后渐渐的恢复它应有的平静。

　　所以我们过多地用任何下定义的方式来评说这样一场在西方人眼中的“城市论坛”未免有些乡愿。的确，这是一场重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会议，110多个境外城市，10多个国内城市的市长或者是派出的市长代表们参加了这场会议，600多位中外记者目睹和记录了这场会议。

　　所以对重庆来讲，多多少少，还是希望有一种收获。从峰会来宾们的发言中，我们就找到这种期许。

　　重庆杜克高压密封件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杜长春在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时候说：政治家们大约要考虑到1000年后的事情，企业家们却往往最多考虑到100年，每产生一个GDP，日本的

　　而企业的投资者大多会选择去投资那些具有良好的社会职责的公司，这在西方是道德投资的一种。

　　在引导企业抉择的过程中，政府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对于参与环保的企业，政府会有税收方面的减免，这恐怕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主们真正愿意这么做的动力之源。

　　亚太市长峰会上，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城市两级分化、环境污染等都成为了代表们关心的问题。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开始迅速分化，利益分配间的矛盾更显突出，利益协调成为紧迫课题。

　　当峰会上有听众提问，如何看待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时，新西兰前总理詹妮·希普利回答提问说，任何的一场改革都会让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当多的人群感到害怕，因为改革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资源和人力都要进行重新的分配，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府部门要在社会之间、集团之间、民众之间找到一个能够平衡的点，就能够维持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而不至于被扰乱。

　　那么，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的点，将是考验政府智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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