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强：从受害者到维权者

新生代民工渴望在城市有尊严地生活 图/周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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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强：从受害者到维权者

　　左手绕过腹部，在右边裤袋里掏出一包烟，再用左手抽出香烟，用左手打燃火机，这一系列动作，在旁人看来有些别扭，但对祝强来说已经很自然。

　　他没有右手。他的右臂止于腕关节前。

　　祝强面色黝黑，双眼略显浮肿，一脸乡村中年男人的沧桑，很难想到他只有23岁——1982年出生。

　　2000年，18岁的祝强高中毕业，从老家四川南充农村来到深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塑料制品厂的工作。

　　工作不到两星期，就出事了。

　　“刚进去时什么都做，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工作时间不低于14个小时，最早晚上11点下班，最晚凌晨3点下班。第二天早上7点就要起床。”

　　祝强出事前做的工作是高温融化次品，即将生产出来的不合格产品放在一个传送带上，送进炉内高温熔化，终于有一天，“疲劳，神情恍惚，加上机器老化，没培训就上岗，见别人操作都没有几次”，祝强的右臂随着塑料卷进炉内，抽出来时，右手已经全部烧死，送往

　　然后是向工厂索赔，打官司。2000年开打，2003年才结束。“企业开始说赔7000元，这显然太少，”祝强说，“我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问朋友老乡，从几万到上百万的说法都有。”

　　高中毕业的祝强开始学习有关法律知识，“我的目的是与厂方谈判，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喜欢上了法律。”

　　打官司，要钱，没有，找朋友借！可朋友们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仔，手头拮据，有时候只要一上门，朋友就知道他来借钱了，弄得祝强很没面子。但他铁了心要把官司打下去。

　　谈判桌上，祝强提出赔偿15.6万元，厂方不干，拖着不给。接下来是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在给法院的民事起诉书中，祝强索赔30多万元，法院最终判赔4.8万元。三年官司下来，这笔赔偿金除去支付的各种费用，所剩无几。

　　2002年时，生活陷入困窘的祝强做起了销售，几个月后收入达到了每月四五千元，接近深圳白领的收入。祝强的经济压力大大减轻。他本来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但一个想法在他心中始终萦绕不去。在打官司过程中，祝强了解到，在珠三角像他这样的工伤致残的打工仔还有许多，而他们的索赔道路几乎都遭遇重重阻碍，进城农民工普遍不了解自身权利。起初，祝强下到各工厂，把劳动站的电话抄给工人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侵权事件他们可以投诉。后来，他萌发了做一个劳工维权组织的想法。

　　2003年，这个名为“残疾人协作服务部”的机构成立。祝强的拍档、另一名成员袁云祖也是一名残疾人，在工伤中他失去了一只手，另一只手也掉了几个手指。机构的两名负责人，加起来只有祝强的左手一只完整的手。后来，这家NGO更名为“深圳志强信息咨询部”。机构宗旨是：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劳资关系和谐发展，促进企业与工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

　　“首先要改变的是工人的观念。”祝强说，有些工人朋友之间欠5元钱，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工厂欠他们500元，他们都忍气吞声。

　　另一方面，祝强也希望通过机构的工作来转变资方的态度，促进他们重视工人权益，最终达到劳资关系的和谐。“现在工厂不到20岁的工人很多，社会、工厂都应该提供一个提升他们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公民道德、权利义务方面的教育，而不仅仅是职业教育。”

　　2002年以来，立志从事劳工维权事业的祝强得到了国内一些机构的帮助。他一直接受各大学、NGO的培训，自己也参加了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

　　祝强和他的同事袁云祖都不住地抽烟，他说这是他们文字和知识功底不济带来的后果，现在的事业带给他们大量的思考和文书工作，但囿于学识，他的表达很不通畅，于是每当写文章的时候就拼命抽烟提神。

　　23岁的祝强，24岁的袁云祖，两人都是残疾人，都是恶劣劳动环境的受害者，都是80年代生人，他们都碰到了钦佩自己的女孩，都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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