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巴金：良知反思浸润后半生（图）

　　巴金自述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只有牢牢记装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于谎言。只有牢牢记装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20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

　　我想认真总结，使自己不再重复这种糊涂事，并且也不叫别人再干这种蠢事。但我自己与别人不同，在进行总结的时候，我要自我解剖，自我分析，并不想责怪别人，归咎别人，而且想通过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我的箭垛首先是我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首先是自己。

　　———关于自我反思

　　巴金在萧珊追悼会上

　　说真话是大勇（1978—1986年）

　　“文革”之后，噩梦虽过，悲恸难忘，整日面对最亲爱人的骨灰，巴金的晚年总是生活在沉重的心理氛围下。

　　于是巴金开始了写作《随想录》，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项大工程，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耗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终以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它渗透了老人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感情，写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近四十年来心路历程的伟大“忏悔录”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巴金

　　人们习惯用“浩劫”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确，那种类似于宗教崇拜的狂热和疯狂的造神中所展现的人性的丑恶是怵目惊心的，是与现代文明，乃至近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可以说它的发生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并同时反映出人性层面的丑恶。而审视知识分子在这幕历史活剧中的表演，挖出隐没于文化和人性深层的原因，便是我们这个多难民族具有类运动免疫力，在此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老的《随想录》结束了一个迷乱的时代，而开启了一个寻找与叩问的时代。这是一部由150篇短文组成的散文随笔集，写作时间是1978－1987年，当时虽然浩劫已去，人文环境相对宽松，但说真话的权力却是有限度的。巴老是勇敢的，也是真诚的。而这种勇气和真诚便来自一个从事创作五六十年的老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巴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走出历史的荒芜，他没有醉心于苦难中的甜蜜，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和谴责者，而是把自己连同历史一起押上审判台，他“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他解剖着自己，同时解剖着历史，他要找出附于文化与心灵上的毒疮与脓血，为一个民族清算历史，找出通向未来的道路，他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他写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无所求也无所惧，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遭压抑太久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种种的压制、报复与恐吓中，他还是以惊人的意志记下了他人生最后的忏悔。这是一颗高贵的灵魂，他容不得些许的微尘。“60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我们该为善良的老人庆幸，命运给了他时间，让他给自己的创作生命写下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也给中国作家打制了一个楷模式的人格形象。

　　读《随想录》，已经没有《家》《春》《秋》里充满激情与青春的激越的文字，已不再会为那近乎直露的浩荡的情感所淹没。然而它的平静而沉实的笔调，却正适合了一个历史老人忏悔与批判的深度和智慧，也有人说《随想录》的笔调太平淡，忽略了文字技巧。我想以老人的段话来回应：“我的写作的最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举在头上’……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话。”

　　对于这样一个善良而真诚的老人，我们还苛求什么呢？如果说“文革”年中，在强权和非理性泛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席的话，（当然，除了那些“独举此火”的勇士如顾准、张志新等）巴金老人就是在给自己补课。然而实际上有许多人并没有把这一课补上。而我想，只有把这一课补上，这种免疫力才能深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使她永远远离历史的歧途。对于我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我们，这本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章”的博物馆，也许就是最好的教材了。

　　巴金写作《随想录》

　　《随想录》开篇

　　早在1947年的秋天，《大公报》刚创刊不久的副刊正筹备出版《作家及其作品特辑》，负责编稿的潘际就曾来到了坐落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霞飞坊巴金的家里约稿。

　　若说早年潘际通过向巴金约稿间接地把他出版第一本书———《灭亡》的经过介绍给了读者。那么，步入老年后令潘际引为自豪的就是将巴老的封笔之作———《随想录》通过他之手，直接地把它介绍给了读者。

　　1977年5月，潘际看到了巴金在“文革”结束不久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封信》和《第二次解放》两篇散文，这两篇敞开心怀诉说胸中积蓄11年的感情的作品，使他看到了巴老心中浸透着的血泪和痛楚，但又洋溢着充沛的热情，从中也透露给他了一个喜人的信息：从苦难中走出的巴金，他的思想仍那样的敏锐，他的文笔仍是那样的流畅。

　　一年后，当他重新回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园》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巴老。于是，他写信向巴老约稿。

　　这时，正逢日本影片《望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映，这部饱蘸着日本妓女血泪生活的影片刚上映不久，就遭到“文革”中被扭曲了心灵的一些人的无端指责，一时便掀起了大加讨伐之风，“剪子”、“棍子”接踵而来。此时，巴老不仅看了影片《望乡》，而且又仔细地读了电影剧本。他喜欢这部催人泪下的电影，认为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好影片，为了给它讨回一个公道，说出积郁在心中的一些话，他在一个月中一连写下了《谈〈望乡〉》《再谈〈望乡〉》两篇文章，随即就寄给了潘际。

　　也就是这两篇被巴老看作是“理直气壮”的文章，后来成了整部《随想录》的开篇之作。

　　作家追忆

　　海岩：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中国文坛的骄傲，也是很多文学青年的偶像。他的文学成就贯穿了整个20世纪，特别是早期的《家》和晚期的《随想录》，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巨著。虽然我没见过巴金先生，但心中对他一直非常崇敬。不仅因为他的作品，更因为他为人处世的态度，他对历史的诚实精神。他就是中国文学的良心，他应该是后辈作家的榜样。

　　于坚：从巴金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他是比较激进的，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而后来他所深恶痛绝的动乱年代，却正是百年来反传统潮流走到极致的表现。他晚年的反思，就有了否定年轻时自己的成分，因而就显得尤为重要。

　　巴金为人很具有宽容精神，他同时代很多文人所热衷于的斗争游戏，他基本不参与。他主编的《收获》杂志是这个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阵地，是个高质量的标准。

　　余华：巴金在生活中是个很温和的人，在作品中则能看到他的坚强和战斗力。虽然巴金的去世让人很难受，但我想，巴金把人生小说写完了才走，而另一位文坛巨擎鲁迅人生小说没写完就走了。相比起来，巴老的情况更让人欣慰。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网络编辑：张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