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巴金：进农田下矿井（图）

　　巴金自述

　　“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

　　“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

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我确实爱己的文章，因为每一篇小说里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唤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许多年来我在暗夜里叫喊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受苦的、惨痛的景象又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我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我的小说就是我在这个旅程中沿途丢下的东西。我为什么不爱它们呢……”

　　“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我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什么不可。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

　　品而存在，不能靠资格活下去。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只要手里捏着笔，他可以写到死。只要有人读他的书，谁也不能强迫他搁笔。但是作家多年不写文章，他就会被读者忘记……培养作家的是生活，养活作家的是读者，我始终是这样想。”

　　“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还说，生得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生得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

　　———论文学之路

　　接待站前合影，左四为巴金，左二为作者

　　巴金晋中、阳泉行

　　1964年8月16日下午1时，我准时按指定的车厢上了火车，只见山西省文联的孙培芳和一位戴玳瑁眼镜的老人在软席车厢门口迎候，从相貌上我认定他是巴金，他礼貌待人，倒使我心中不安。不等孙培芳介绍，我急趋上前握手致意。

　　巴金是个慈祥和蔼的老者，那年他整六十周岁，显得精神矍铄，说话略带点四川腔。火车在榆次车站只停留5分钟，未曾坐定，车已开动了。仔细观察巴金夫妇，生活勤俭朴素，衣服穿戴和普通人一样，原来我还担心摸不透大作家的脾性，而现在只觉得他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了。不知不觉已到阳泉火车站，我们急忙下车出站，只见阳泉市政府领导在车站外欢迎。

　　孙培芳告诉我，巴金体谅国家的困难，主动提出不要国家发给的工资，全凭稿费生活。是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我听了惊奇不已：我从小在革命阵营，建国后从供给制转成低薪制，国家还贫穷，零星写点文章获得微薄的稿费，作为解决烟茶的补充。若光靠稿费生活，岂不要饿肚子吗？这使我更加对巴金人品产生了崇敬。

　　当晚住在大寨接待站，那时大寨在全国初露端倪，尚未修盖旅行社的高楼大厦，接待站很简陋，只在大寨和武家坪当间的沟里，盖起土木结构的两排砖瓦房，为隔开大路垒了半截花栏砖墙。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已络绎不绝，巴金一家三口，住在一间较大的房间，房中只有一桌一凳和拼凑的几块大床板。晚上，找大寨干部社员谈话，就坐在大床板上。巴金听得很认真，摘掉眼镜记笔记。不懂时，便问详细。夫人萧珊也在旁作笔记。一直谈到深夜，我担心巴金年老旅途劳累，再三提醒，直至干部社员谈完，他才肯休息。

　　第二天早饭后，准备上山看受灾的土地和修复土地后的庄稼，不想天有不测风云，打乱了我们原定的计划。雨后山坡路陡泥泞，暂时不能上山，临时找社员谈情况。吃过午饭，也未休息，由县委办公室主任李锦荣陪着大家上了山，路上仍然泥泞。除巴金有一根手杖外，其他人每人找了根树枝做拐棍。挽着裤角，踏着泥跌跌滑滑上了山。

　　老农会主席贾承运情不自禁地说：“你看那玉茭墨绿墨绿、黑乌乌、沉甸甸、齐刷刷立在一层层的梯田里，多喜人，我真担心那庄稼把地给压塌了。”

　　巴金夫妇听不懂他的方言，我重叙了一遍，萧珊连连称“好，好”，忙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

　　巴金来时已提出要下煤矿看望井下的采矿工人，虽然经阳泉市领导再三劝阻，巴金执意要下井，他说：上海烧的是阳泉的煤，我是带着上海人民的深情厚意，来感谢阳泉煤矿的，怎么能不下坑道看望采煤的工人老大哥呢？于是在有关人员的安排陪同下，驱车到阳泉三矿井下。在更衣室，我们一律换上硬帆布的矿工服装，头戴矿灯安全帽，脚蹬长腰雨鞋，蹲坐在拉煤的一长串煤斗子中。电车开动，徐徐进入暗无天日的黑漆世界。车斗又摇摇摆摆发出铿铿锵锵撞击声，黑暗中，听任其驶向前，已经辨别不清方向。隔一段，看见隧道有昏暗的灯光，趁灯光可以看清用石头砌成的拱形隧道，有的地方用坑木支撑窑顶。坐在车斗中，在黑暗中摇曳颠动，开始人们还说笑，都被震耳欲聋的铁器撞击声湮没了，后来都不说话了，只觉得时间过了很长很长，人们都昏昏欲睡了。

　　在一段有灯光的地方，车子终于停下来，原来到了开采工作面。随着隆隆的采煤声，煤炭黑花纷纷翻滚飞溅落地。经过陪同人员介绍，巴金和工人们握手致意，亲切交谈。工人们非常感动，摘掉手套，双手抓住巴金，久久不肯放开。

　　涵洞隧道中地下流水，穿堂风呼呼直吹，只觉得阴森森，冷飕飕，深感煤矿工人艰险辛苦，才领略巴金坚持要到矿井下慰问的良苦用心。

　　返回又经过很长时间坐煤斗子，出了坑口，乍到亮处，眼睛还不适应，等到睁眼彼此相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坑口出来的每个人都成了包公、张飞，从头脸到脚腿都沾满了黑煤屑，巴金夫妇脸上，眼镜玻璃片都染了黑屑。最快活的数巴金的儿子小棠，瞅瞅这个，看看那个，直乐得手舞足蹈，却不知他自己脸上黑最多……

　　巴金精神矍铄，经过连续坐车进坑道，花甲老人，一点也没有倦意。几天来和巴老一家熟悉了，他们和我们交谈，说普通话，一家三口交流，说上海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觉得机不可失，邀请他一家顺路到榆次停留一天，没想到巴金欣然允诺，使我喜出望外。

　　到榆次，安排到地委小招待所住宿。刚过了困难时期，条件非常简陋，生活也很艰苦，巴金一家人入乡随俗，从不挑剔。招待所常备有山西名酒汾酒、竹叶青，但这两日熟知巴金不喝白酒，只喝啤酒，我事先已给招待所打过招呼，让准备啤酒，谁知到餐桌上一看，使我目瞪口呆，摆在桌上的却是两瓶“五加皮酒”。他们倒是尽了心，只是把“票字听成了“皮”字。推想这“五加皮酒”不定费了多大劲才搞来的。

　　次日上午，巴金一家参观由上海迁来榆次的经纬机械厂，见到许多老朋友，下午我陪他们登上专署五层楼顶，俯瞰全城的风貌。榆次解放十五六年，仍然旧城旧貌，专署楼是新建的惟一高楼，人们有顺口溜道：“一个警察，一座楼，一条马路，一个猴。”

　　十字街只有一个交通警察，公园里有一个猴，描述了当时榆次贫穷落后的惨淡景象。西望顺城街，是一片荒凉的空旷地，有摆地摊的自由市场，翘首东看猫儿岭，是荒郊野岭，那绿油油的庄稼，如同绿的海洋，汪洋一片，辽阔无边。巴金倒是看得很有兴致，说“这个小城大有发展前途”。

　　榆次特产三郝瓜正好上市，接受啤酒教训，我亲自骑车去购买，请巴老一家品尝，这种瓜比一般西瓜成熟晚，皮厚瓤红，甜沙可口，汁味鲜美，清康熙巡晋，对三郝瓜赞不绝口，成了山西年年进献皇帝的贡品。巴金风趣地说：“咱们口福不浅，享受敬皇帝的贡品了。”

　　8月19日下午要离别，巴金夫妇再三约我去上海，送我新出版的《吐不尽的感情》，是他1962年访问日本的集子。几天来忙于参观奔波，简陋的条件，未能洗澡，尤其在阳泉下矿后，矿上倒是有卫生设备，可惜又要限定时间赶火车，真难为他们了，我为招待不周而愧疚。刘德怀/文王武芝/图

　　泥泞路上看庄稼

　　作家追忆

　　陆天明：10月17日，我正在无锡参加一个研讨会，晚上8点多，我从主办方那里得知了巴老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巴老是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他追求个性解放的追求，反对封建枷锁，他是一面旗帜，一棵大树，他的去世，让人无比失落。他坚持了鲁迅所开拓的近代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当时年代起到先锋作用，启发人们觉悟觉醒，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看着巴老的书参加革命。

　　这种精神在当时的革命年代具有重要作用，在今天也不过时，他的去世是文坛无法挽回的损失。虽然当今文坛具有丰富性自由性，但巴金所坚持的文学传统在今天的中国尤其重要，巴金走了，谁能担当得起这面旗帜。

　　我的长篇处女作《泥日》在巴老的杂志上发表，奠定了我今后在文坛的地位。巴老对我的提携帮助我深深铭记。巴老是进步文学的代表人物，我非常悲痛和震惊。他的文学精神和时代和人民紧密联系，关注变革中的民族的发展，我自己现在的创作依然坚持着这一风格。

　　刘心武：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充满惊涛骇浪、诡秘风云，巴金以积极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一路走来。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完全病倒，他像一个战士一样，紧握手中的笔，始终写作不辏而对于巴金敢于在任何时候说真话的品质，刘心武认为，现在文坛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巴金去后，不知谁能将他的精神发扬光大，并薪火相传。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网络编辑：张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