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巴金：铭记影响缅怀大师（图）

　　巴金自述

　　“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地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我一生始终保持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索龋”

　　“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人生感悟

　　死了，丝还不断———忻州市原文联主席杨茂林回忆巴金

　　“我爱这春回大地的景象，我爱一切从土里来的东西，因为我是从土里来的，也要回到土里去”。

　　这个秋天，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巴金，这位世纪老人，这位知识分子的良心，终于燃尽了最后的光辉，“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这位火一样热烈的老人啊，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文学泰斗啊，你刚刚启程，我们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怀念你、找寻你。

　　10月18日上午10时许，几经辗转，记者拨通了忻州市原文联主席杨茂林的电话，杨老对巴金的远去充满了无限的怅惘和叹息，对于与巴金两次面对面的交往，时隔数十年，他依然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1964年8月，山西省文联举办了一次读书会，巴金应邀来太原为青年作家们讲课，杨茂林老师清晰地为记者讲述了那天的情景。“那次讲座是在坞城路的铁路学校，那年，巴老已年届60岁，他穿着银灰色的制服，红光满面，健步如飞，讲课时热情洋溢，那次一个半小时的课上，他传递了他最闪光的创作思想，他说，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那次来山西，巴金还在作家西戎等人的陪同下去了五台山。

　　杨茂林再见巴金是1979年，那年，巴金75岁。

　　“我当时在上海进行电影剧本创作，距巴老的居所武康路130号只有百步之遥，十几年来，我一直怀念巴老一日为师的恩情，所以决定冒昧拜访一下老师。那是一座法式的尖顶小洋楼，我忐忑不安地敲开门，开门的是一位女同志，她说，巴老病了，不宜会见客人，我说我是从山西来的，听说巴老身体不适，想看看他，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巴老身体不适，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女同志在楼下给巴老打了电话，很快，我被请进了门，巴老手里端着保温杯嘎吱嘎吱地从木板楼梯上走下来，亲切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客厅。

　　“刚刚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问起了我马烽怎么样啊，束为、西戎怎么样啊，他还回忆了当年上五台山的许多难忘的情景，他说他一口气上了菩萨顶，登上了108个台阶，这108个台阶不简单啊，把108种烦恼踩在了脚下。当时，他住在显通寺1号院，他依然记得，盛夏的五台山清凉宁静，白塔上的风铃叮当作响，就像人间仙境”。

　　“他还问我剧本创作情况，我说，我写的是五台山僧人抗日的故事，巴老听了故事梗概后非常激动，他说，太好了，五台山僧人的抗日历史早应该搬上银幕，他说他女儿在《收获》杂志当编辑，剧本写好后可以寄过去让她看看。交谈中，巴老不停地咳嗽，他还几次起身想给我倒水，我怎么能让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给我倒水呢……”挂电话的瞬间，杨老依然沉浸在这位世纪泰斗所给予的温暖记忆中，这样的记忆是珍贵的，同时这样的记忆又是太多太多了，巴老歌唱青春，关怀青年的成长跨越了一个世纪，“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爱与责任是那么那么的重。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这团良心的火熄灭了，但是，他的爱憎，他的良知，他的忧患留在了人世间。

　　本报记者 陈力方

　　巴金的意义

　　我没有见过巴金，却不能说没有受过他的影响。

　　1963年的春天，在学校的阅览室里，看到《上海文学》上有篇文章，是巴金在上海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虽说当时只是个高中学生，看到这样的话，心里是多么振奋呀。给我的感觉是，文艺的春天就要来临了，往后可以放开手写作了。记得我还把这个话，写给一个已经上了大学的朋友，相期献身文学事业，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谁知，没过两三年，等我一上大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作家梦也随之破灭了。

　　再一次认识到巴金的意义，并让我产生由衷的敬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各方面都已拨乱反正，巴金恢复了原有的名誉与地位———不，应当说随着一大批文化名人的谢世，他的名誉与地位更高了———可他没有安于现状，满足于已然得到的一切，而是在反思，在自我拷问，为什么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自己会一遍又一遍地认罪，还是那样地真诚、那样地彻底。他的《随想录》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类文字。在回忆丰子恺的文章中说，文革前，丰子恺受到批判时，自己不曾替他“讲过一句公道话”，为此“而感到内疚”。在悼念翻译家满涛的文章中说，满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时，虽说内心实在愤怒不平，为了不“引火烧身”，他还是一声不响，“一点也未尽到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普通人所应尽的职责”。站在满涛的灵前，他深深地责备自己：“对他的不幸我不能说个人毫无责任”。须知，在那个时期，多少在文革中作过恶、造过孽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洗刷自己，生怕沾上一点荤腥，影响了自己的声名与前程，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老人，却能这样真诚地反省自己，这样痛苦地责备自己，这是怎样的难能可贵，怎样的感天动地！正因为这样刻骨地反省，这样铭心地思考，他认识到了说真话对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他的“要讲真话”的呼吁，可说是时代的呐喊。千万别以为这是一种标榜，这只是一句空话，看似轻松，实则是万分的沉重。这是最低的起点，也是最高的境界，做到这一点，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就能富强。

　　因为这样的反省，这样的思考，他才多少遍地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虽说他老人家的这一愿望，至今仍未能实现，但是，因了他的一遍又一遍的呼吁，人们都知道这话是可以说的，这事也是可以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的。事实上，通过像巴金这样有良知的作家的书写，一个文字的文革博物馆早已建在了亿万人民的心中。

　　老人活着的时候，常听到这样那样的消息，说巴金是怎样说的，如今老人去世了，往后再也听不到那些让人振聋发聩的话语了。然而，正因为他的去世，不是可以说，现在到了我们践行老人的遗愿的时候了吗？

　　这，或许是巴金更大的意义。

　　《山西文学》主编 韩石山

　　作家及亲人追忆

　　张平（山西省作协主席）：

　　巴老是我尊敬和爱戴的作家和前辈，对他的去世我感到非常悲痛。尽管我们早就预感到这一天的到来，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感到异常震惊和悲痛。我是读着巴老的作品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讲真话，写真感情，一心一意为读者着想的文学精神，深刻地感染过我，多年来，他的这种创作精神一直闪烁着光辉。相信他的创作将会影响更多的作家，他的人品和文品将会感染更多的人。

　　马绍弥（巴金养子）：

　　1949年，父母在弥留之际，将我和妹妹小弥托付给巴老照顾。巴老对我们无微不至，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巴老从小就教育子女为人要诚实，要说真话，最不喜欢小孩子撒谎。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网络编辑：张保春)